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每个写作者都习惯于立足于自己的人生经历，并以此作为重要的参照去进行一种自我建构式的描述，比如女性主义的视角，比如文化主义的视角，比如新历史主义的视角，但是，不论是何种写作主义和写作立场，童年视角都时时掺杂在其中并发挥着原发起点的作用，更有一些作家直接将写作的触角伸向了遥远缥缈的童年，站在成年的山顶之上去重新回忆观察审视自己的童年时光，将人生经历所形成的时间理性，与现代性背景下所形成的人文关怀相融合，去重现乡村的秘境，去进行重建故乡的写作实践。可以说，在罗南的散文写作中，其自我意识的成长，文化意识的建立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写作样态，都与她散文中着力展示的童年秘境，和由此出发并最终到达的人生旷野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使得她散文写作的有效性得到了很大提升，使得她成为广西散文树林之中，新近成长起来的一棵青葱之树。
我们知道，在中国当下的文学版图上，广西是以其小说挺立于中国文学的密林之中的。虽然广西散文写作较之小说，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仍有不少优秀散文家鼎足相继，比如写作有《沿着河走》的散文家冯艺，比如重于评论但又写作散文的评论家张燕玲，比如严风华和谭延桐等，都以其鲜明的特色写出了许多优秀之作。沿着这些优秀作家的写作道路，罗南凭借着自己在散文方面的写作才华，写出了她关于自己的故乡——逻楼镇的这个系列散文，这让我稍稍有些吃惊的。作为一个散文写作者，罗南起步晚，但这并不影响她写作散文时下手的稳、准、狠。罗南的“稳”，在于她对于笔下所写题材的信心；“准”，在于她对其散文中所聚焦人物的准确把握；“狠”，在于她对世态百相描摹时的决绝。也许正是因为罗南散文写作的起点是高的，所以她下笔的落点才是低平的，是荒芜的，是杂草丛生的，也是生机盎然的，是旷野一般的人生。
关于旷野题材的写作，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是有其久远的脉络的，《诗·小雅·何草不黄》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王昌龄在《长歌行》吟唱“旷野饶悲风，飕飕黄蒿草”，柳永的《宋公子》写有“望处旷野沈沈，暮云黯黯”的景象，汪元量在《卢沟桥王昭仪见寄回文次韵》低语道：“流雁断鸿飞旷野，舞鸾离鹤别穹庐。”刘基在《如梦令》中所写的“旷野寂无人，漠漠淡烟荒楚”，也是寂寥凄凉。我想，就是中国文学的丰厚营养使得罗南在进入散文写作之初，就自然具有了中国文学传统的这一浓厚背景。在罗南的笔下，逻楼镇就是一篇旷野，在此出生，在此生长，在此老去的这个镇上人所经历的就是一场旷野人生。
一般而言，旷野指的是一大片生长着不同种类低矮植物的平地，其中的关键词是一大片，低矮植物，平地，同时隐含着一个词，就是生命力的顽强和倔强，这在罗南的多篇散文中，是有着这个方面的共同指向的。比如所描述的逻楼镇中那个“棒捶落下，锣声即起”，一声声被肆意拉长，总在喊叫“朵梅”的古一（《被脚印串起来的街道》）；所写到的“不再说话，划亮一根火柴，点在煤油灯上”，然后低下头又吱嘎吱嘎地织起布来的祖母；“一次次摔倒，一次次爬起”，脑子里有一只兽的四伯母；“一天比一天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溃败”的四伯父（《药这种东西》）；那个“更像一根来路不明的藤，从另一个未知的地界攀爬过来，爬到山逻街，竟也生根拔节了”的娅番（《娅番》）等等，都是生活在旷野一样的人物。而就是这样生活在一个普通村庄的类似于一些低矮植物的村民，生命力是如此顽强，在这个村庄扎根发芽，长大，渐进老去，就像作者写道的：“很多很多年了，山逻街一直是一座堡垒。这是壮族人的堡垒。一辈辈壮族人用目光和声音，以及每一个细微的，就连壮族人本身也不曾觉察的动作神态堆砌而成的堡垒。它们曾经坚固到顽固。那是一道界，横亘在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在一种服饰与另一种服饰之间，或是，一种认同与另一种认同之间，无法触摸无法言说却真实存在的微妙的界。”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罗南笔下的旷野中的人物，背后依靠的是中国文学传统的旷野，是与文学传统所书写的“旷野”有着丝丝联系的。
我们知道，在世界文坛上众多优秀文学作品当中，在很多优秀作家的笔下，有一种人物叫下层人物或者多余人，比如普希金在《驿站长》中讲述的那位有着悲惨经历的驿站长，他地位低下，性格卑微懦弱，常常遭到需要换乘马车的高级官员的辱骂，常常是一些大人物的发泄对象。其他的，比如契科夫的《小
公务员之死》《套中人》，果戈理的《外套》《死魂灵》等文章，都描写了一群既可悲又可怜的底层人物，这就如同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所谈到的，“现实主义派抛弃过去专写伟大人物和非凡事迹的习俗，有意识的描写下层人物”。这些人物被认为是一群无足轻重，甚至没有多少价值的人群。这类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一直是作家们关注的人群，成为文学家惯于抒写的题材，比如《祝福》中的祥林嫂，《骆驼祥子》里的祥子，都是这样，他们生活艰难，人生充满困顿和挫折，不但朝不保夕，甚至生命都有可能受到威胁，但人的本能生存欲望却让他们依旧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拼命挣扎着，在一次次的灾难和打击中求得了夹缝中的生存。罗南的笔下的人物也是如此，逻楼镇的所有人，无一例外地几乎没有社会地位而言，更谈不上显赫的权势，他们就像路遥《人生》种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和孙少平，他们通过与当时的社会和所处的环境抗争，很好地完成了与这个乡村的融合，甚至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些人物上有一种保守时期的稳定性和转型时期的小人物特有的精神性，也体现了罗南散文對于既有的文学传统的继承。她写道：“白天，姨婆把地头的活儿做完了，把家里的事儿安排妥当了，吃罢晚饭，这才不慌不忙走出家门。她高高撸起两只袖子，露出两截白生生的胖手臂。走到马路中央，姨婆先是双手住腰上一叉，从嘴里狠狠啐出一口痰，紧接着，两只手掌猛地一拍，张嘴便开骂起来。姨婆嘴里骂骂咧咧，手掌拍得啪啪响两只大脚丫蹬蹬蹬地往街头迈。她的骂里只有事件没有人物，可每
个人都能听出来她骂的是谁。”应该说，在一些方面，这些人物是有着与中国五四文学传统中的“零余者”有很多相似点的，当然也有着一些不同点。郁达夫小说中那些所谓的“零余者”，多指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政治社会低下，经济上穷困潦倒，在社会上备受歧视，性格上充满矛盾分裂，他们往往站在了现实社会的对立面，痛骂世道浇漓，但又总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最终不免常常陷入抑郁颓唐、自暴自弃的泥沼。从罗南的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除去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罗南笔下的山逻街上的各色人等，与之也是有着相似的特征的。在罗南笔下，这类人物的相同点是“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过着无聊的日子”，他们似乎“对于社会是完全没有用的”人，他们始终处于现实与理想，伦理与情感的矛盾冲突中不能自拔，甚至最终走向了毁灭。我想，这是罗南对山逻街村民精神困境类似于一种自我映照式的叙述，她是在拷问别人，也是在拷问自己。当然这些人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那些在狭窄的生存环境中练就出来的精明，这是一种生存的精明，这点在山逻街上的人物上也是鲜明的，也被罗南捕捉和描摹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