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兵， 周媛媛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诗人的诗学主张与其所处的时代、家学渊源、诗友交游以及个人经历等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统治者个人的诗学取向对当时诗坛的影响至为关键，而文人诗学主张的选择则直接关乎自己的前途。陈鹏年(1663～1723)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在《郑虎文诗序》中，他对当时京师文坛的现状有所概括，“京师，固亦学士之丛林，而文人之都市也。士之长一技者，莫不担簦负笈，求游扬于公卿大夫，以成一日之名，且谋百亩之资，以为事父母、畜妻子之具。顾幸而遇，则一日而名满长安；
不幸而不遇，则刍米仆赁一无所出，不幽忧穷蹙，尽荒其故业不止”[1](P.488)。当时的文人士子但凡有一技之长者，大都到京师求学，希望得到位高权重官员的引誉。想要得到公卿大夫的指导和赞扬，其文学创作就要符合公卿大夫的审美取向，而公卿大夫的文学思想又与统治者的提倡密切相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至焉。陈鹏年的一生贯穿整个康熙朝，作为一个依靠科举考试入仕的官僚文人，他的文学创作与诗学主张深受康熙朝文化政策、诗学走向的影响。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统治者十分注重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康熙一朝，诗歌流派纷呈，诗坛总体经历了一个由遗民诗风弥漫诗坛，诗歌内容多怀念故国、反思前朝诗风，到国朝诗人主盟诗坛、点缀升平的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统治者的文治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康熙皇帝施行文治的两项举措对这一时期的诗学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诏开博学鸿词科，二是亲自参与编选诗集。在诏举博学鸿词科以前，清诗坛呈现出多元创作格局，宗宋诗风大为流行，甚至有弥漫诗坛的趋势。康熙十七年(1675)，三藩之乱虽未彻底平息，但抗清大势已去，对清王朝构不成任何威胁。康熙皇帝迫不及待地诏举博学鸿词科，足以想见他整治文坛的急切心情。此次考试对当时的文人心态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孟森先生所说：“圣祖于三藩未平，大势已不虑蔓延而日就收束，即急急以制科震动一世，巽词优礼以求之，就范者固已不少。即一二倔强彻底之流，纵不俯受衔勒，其心固不以夷虏绝之矣，时天下名士推亭林、黎洲。黎洲虽不赴，犹遣子代应使馆之聘。洁身事外者独有亭林，要其著书立说，守先待后，亦无复雠视新朝之见矣。最不逊者傅青主……居然不强入试而遣归，即属望外之幸。所受之职，虽不以夸示于人，要亦不能决绝于代兴之世。”[2](P.517)就连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心态也悄悄发生了变化，黄宗羲虽不赴考试，却让自己的儿子进入明史馆纂修明史，顾炎武著书立说也不再有仇视新朝之言论，足见这次科考的影响力。博学鸿词科的诏举对当时的诗学走向也产生了直接影响，整个康熙诗坛影响最大的诗人、清初诗风转变最关键的人物王士禛的诗学主张在康熙十七年以后发生了明显变化。
康熙十七年，王士禛被特授翰林院侍读，康熙十八年(1676)入值南书房，康熙十九年(1677)任国子监祭酒，其升迁速度可谓惊人。由此，一方面可以看出康熙对王士禛诗歌才能和诗学主张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康熙通过控制仕途来干涉诗人创作的策略。入京以前，王士禛还是宋诗的倡导者，入京以后王士禛受到冯溥、施闰章、徐乾学等人的影响，开始重新认识唐诗，再加上他逐渐认识到宋诗风蔓延的流弊，转而重新倡导唐诗，并最终确立了“神韵说”。可以说，“神韵说”是康熙朝影响最为深远的诗歌理论，康熙中后期诗人在理论上或批驳、或顺应，但创作上都与“神韵说”相联系。
除了通过诏举博学鸿词科笼络文人、选拔诗坛盟主以矫正诗风外，康熙皇帝还亲自参与诗集的编纂，更为直接地表达自己的诗学观念，从而影响诗风走向。康熙四十四年(1705)，曹寅奉旨刊刻《全唐诗》，彭定求、沈三曾等人负责编选，共得唐诗48900余首。康熙在《全唐诗序》中说：“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规矩焉。”[3](P.468)康熙对唐诗的评价很高，认为诗歌发展到唐代而众体兼备，作诗的方法也基本完善，因此要求诗人在作诗时以唐诗为学习的标准。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命陈廷敬等人编选《御选唐诗》，足见其对唐诗的偏爱。但康熙的诗学观念并不是一句宗唐就能概括的，康熙四十八年(1709)，《御定四朝诗》成，康熙在《御定四朝诗序》中评价明诗说，“其至者亦往往媲北宋而追三唐”[3](P.472)。康熙皇帝对待诗歌的态度影响了广大文人，尤其是一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僚文人。
陈鹏年生于一个世代读书之家，祖父郭金台在明亡后隐居衡山，教授生徒，崇尚实学，绝口不复言天下事，离世之前预题墓碣称“遗民郭金台”。郭金台著有《石村诗文集》《五经骈语》《行吟草》《退岳堂》诸集。父亲陈式谷也是一位前朝旧人。家谱记载陈式谷“屡困场屋，绝意功名，然诗文辞赋名噪一时”[4](P.19)，陈式谷与余怀、杜浚等遗民诗人有交游，其政治态度可见一斑，著有《似庵诗草》二卷。郭金台对陈鹏年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五岁时就教其学习李攀龙的《唐诗选本》,因此他早期学诗宗尚唐诗与郭金台的影响息息相关。陈鹏年早期的诗歌中有许多吟咏隐逸之士、怀念故国、寄托民族情感的作品，在他屡次遭陷却一再受到康熙皇帝的保护后，这种情感逐渐淡化，对康熙的感情也逐渐加深。因此，他对自己身为地方长吏的教化职责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其《北池诗草序》写道：“赖圣天子右文稽古，久道化成，天下之士蒸然丕变。为长吏者，奉扬上意，又从而鼓舞振兴之。”[1](P.499)陈鹏年首先肯定了康熙皇帝稽古右文的成就，之后又表示宣扬君上的意旨，并起到教化民众、鼓舞士风的作用，这是地方长吏的职责所在。这种态度的转变使得陈鹏年的诗学主张与康熙朝的诗学走向产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系。
唐宋诗之争是贯穿整个清代诗史的重大背景。王英志先生说：“一部清诗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际就是一部清代唐宋诗之争的流变史。”[5](P.2)可见唐宋诗之争对清诗发展的重要性。大多数清代诗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宗唐宗宋诗学观的影响，陈鹏年也不例外。王英志先生把清初顺康雍时期唐宋诗之争的流变史分为三个阶段，康熙中后期到雍正朝为第三个阶段，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政治环境的改变，盛唐诗风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宗尚，王士禛的“神韵说”影响广泛，宋诗风的发展受到抑制，但查慎行以宋诗为宗，继续影响诗坛。这一阶段的诗人大多能够理性地看待唐宋诗之争，宗唐而不废宋，出现了唐宋诗风融合的大趋势。叶夑在《三径诗草序》中总结了明末五十年来宗唐抑或宗宋的诗风变换。他说：“盖尝溯有明之季，凡称诗者咸尊盛唐，及国初而一变，诎唐而尊宋，旋又酌盛唐与宋之间而推晚唐，且又有推中州以逮元者，又有诎宋而复尊唐者，纷纭反复，入主出奴，五十年来各树一帜。”[6](P.104)对只求模拟、不讲创新的诗坛现象进行批判，可见当时诗坛有识之士开始对宗唐或宗宋的诗坛风尚进行深刻反思，而在这股反思潮流中，陈鹏年就是积极的参与者。
在陈鹏年的现存诗集中，写作时间最早的《武夷集》作于其24岁，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诗集《沧洲近诗》的创作时间止于康熙六十年(1721)，所以他的诗学活动主要集中在唐宋诗之争的第三个阶段，即康熙朝中后期。除此之外，《道荣堂文集》中有大量陈鹏年为别人的诗文集所作的序，而《道荣堂文集》收录的文章都作于陈鹏年45岁到60岁之间，即康熙朝中后期，此时他的文学观念尤其是诗学思想已经相对成熟。陈鹏年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三月二十一日奉旨来京修书，入四朝诗馆，担任《御定四朝诗》纂修官，因此对宋、金、元、明四朝的诗歌有更深刻的认识，为他唐宋并宗的诗学主张奠定了基础。考察陈鹏年的交游情况可以看出，他既与力主唐音的张文炳等人交往频繁，又与以宋荦、顾嗣立为代表的“江左十五子”等人联系紧密，多次参加他们举办的诗酒文会，由此也体现出陈鹏年唐宋兼宗的诗学取向。
值得一提的是，陈鹏年在康熙三十年(1691)中进士，当时的主试为张玉书、李光地、王士禛、陈廷敬等人。此时正是王士禛大力提倡唐诗之时，他陆续编纂了《唐文萃诗选》《唐贤三昧集》等，对当时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但陈鹏年并未因此走上“尊唐祧宋”的道路，而是始终坚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蒋寅先生认为，“宗唐与宗宋在当时更多是出于师法策略，而不是绝对的价值判断”[7](P.44)。也就是说，尽管诗人对学唐与学宋各持己见，但是宋诗的美学价值是不能否认的。因此，他认为在唐宋诗之争中折衷派起到了调和作用，宋荦便是折衷派的代表。陈鹏年在江苏为官时，与宋荦属上下级关系，宋荦举行雅集，陈鹏年多次在场。陈鹏年与“江左十五子”中的大部分人结识于武英殿修书时期，诗酒唱和频繁，酬唱的诗歌数量也很多。陈鹏年不以时代论诗，在唐宋诗之争中持冷静、客观的态度，这与他和宋荦等人的交往密不可分。他在《刘芦渡南隐草堂诗序》中写道：“文或矜夫亿见，拾彼唾余，崇贞观而薄元和，尊李唐而卑赵宋，究竟落于窠臼，已非忠厚之遗音。”[1](P.509)对尊唐斥宋的文坛现象进行批驳，认为“尊李唐而卑赵宋”终究会落入俗套，失去独创精神。
陈鹏年唐宋兼宗的诗学主张除了受当时诗坛的反思思潮以及交游对象的影响外，还与其个性有关。陈鹏年为人刚正不阿，从不人云亦云、随意追逐潮流。他注重独立精神，因此论诗反对模拟，重性情，强调诗歌的言情本质。
中国古典诗学自《毛诗序》确立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之后，历代诗论家都对诗歌的性情问题展开了广泛探讨，如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8](P.8)，“缘情”即抒发感情，强调诗歌就是因为有抒发情感的功能才美妙动人。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9](P.31)，认为诗歌是用来吟咏情性的，是诗人在对自然生命有了体察和感发之后产生的，是对天地万物变化的情感反应。这些观念都是对《毛诗序》《礼记·乐记》诗学观念的继承与发展，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唐代以前的诗论肯定诗歌言志抒情的作用，对作诗过程中学问知识的重要性以及诗歌学问化鲜有提及。直到唐代，诗歌学问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诗人开始强调学问在作诗过程中的重要性，如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10](P.276)、韩愈的“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11](P.26)等，均开始注重学问在作诗过程中的重要性。到了宋代，欧阳修、苏轼等人在诗歌中竞相用典，以黄庭坚为中坚的江西诗派更是强调“无一字无来处”，更加强调知识与学问的重要性。
到了清代，诗歌的学问化发展到了顶峰。关于诗歌应该重学问还是重性情的争论广泛且激烈，一些重性情的诗论家对以学问入诗的现象进行了批判。整体而言，清代诗人不反对以学问作为写诗的基础，但在诗歌表达中是以性情为主还是以学问为主则各不相同。钱谦益和王士禛在清代诗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两人关于学问与性情的看法对诗坛影响深远，认为性情与学问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可偏废，但在诗歌创作中，钱谦益的诗歌长于用典，以考据入诗，诗歌的学问化程度较深。王士禛认为“学力深，始能见性情”，将学力放在基础的位置上，强调其重要性，若学问不够深，其性情也就无法得到有效表达。因此，钱、王二人的诗学主张都有以学入诗的特点，都把学问放在比性情更为重要的位置上。但清中叶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论诗则重性情而反对以学入诗，袁枚批评王士禛作诗“主修饰,不主性情,观其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可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矣”[12](P.60)。他认为，以学入诗会妨碍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诗歌经过不断润色，不断修饰，所表达的感情必定会不真实，因此对诗人在作诗过程中入经入史、以考据入诗等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是“误把抄书当作诗”。但值得注意的是，排斥以学入诗并不等同于排斥学问，清人对于学问与性情、学问与诗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方法和路径上，即在具体的作诗过程中如何处理学问、性情与诗歌的关系。
诗人学力的深浅直接影响其感知万物的能力、创作的能力和作品的深度。陈鹏年论诗重学问，对当时士子只习帖括而不知经史子集为何物的现象提出过严厉批评。《北池诗草序》有云：“士自从事帖括，白首咿唔，不出讲章，时艺之外，经史子集庋阁扃滕，视如异物。”[1](P.499)由此观之，陈鹏年重视学问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现象，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并不只是单纯地继承前人的观点。他还认为诗人王楼村的诗歌之所以不被诗坛积弊所影响，便在于他注重学问。陈鹏年在《王楼村修撰诗集序》中写道：“先生出于江左诗学盛衰之际，独能辅之以学而不锢于习……先生生于风土柔嘉之地，而克自振拔，不为积习所拘、声焰所夺如此。呜呼，岂非以其学也哉！”[1](P.507)由此可以间接看出陈鹏年对以学入诗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以学入诗是坚定作家个性、不被不良风气所浸染的方法之一。陈鹏年所指的学力不局限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诗人的阅历对性情和诗歌的题材内容也有重大影响。他在《王元一先生诗序》中说，“盖其阅历愈多者，则其见闻愈广，而其属思亦愈奇”，“故吾谓有先生之阅历，而后可以学杜，亦必有先生之忠孝，而后可以学杜矣”[1](P.505)，认为阅历越丰富，所见所闻也就越广，对生活的感悟能力便有所提升，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就能抒写自己独特的见闻，避免落入窠臼，写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作品。他甚至认为只有人生经历丰富且有一颗忠君爱民之心的诗人才能真正学到杜诗的精髓。因此，陈鹏年所指的学力是广义的，既包括诗人的知识水平，也包括诗人的阅历。
陈鹏年在强调学力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性情，对诗歌言志抒情的功能同样加以肯定。他强调性情是基于对独创精神的重视，并以性情之真为武器批判当时诗坛的剽窃模拟之风。其《许秩宗诗集序》言：“白沙先生有云：‘论诗当先论性情，语性情当观丰韵。’白沙为胜国一代理学明贤，顾其言如是，以视海内之谈诗者，斤斤焉规模盘签，捃摭字句，侈然自矜为唐为宋者，真不足当明眼人一哂也。”[1](P.485)陈鹏年反对海内谈诗者徒从字句上下功夫、标榜唐宋而忽略性情的现象，认为这种诗文没有“真我”蕴含其中，注定会被遗弃。
陈鹏年之所以重视学问,除了与当时的诗坛现状有关外，还与他的学人身份密切相关。陈鹏年学识广博，一生多次进入武英殿修书，参与编选了《物类集古略》《方舆全书》等学术性较强的书籍，因此在作诗和评论他人诗歌时强调学问也是必然的。陈鹏年主张以学问涵养性情，学问在诗歌中不发露。他把学问与性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肯定诗歌的抒情言志功能，认为论诗首先要论性情，“舍性情之外无诗”[1](P.513)。但是作为一位担任教化人心重任的封建官吏，他同时强调诗歌的社会政治功能。因此，陈鹏年尤其重视经儒家正统思想规范后的性情，在主张作诗要注重性情之真的同时强调性情之正。至于如何真实表露这种经过规范的性情，他认为需要学问的涵养。陈鹏年对于学问和性情的重视都在于他对诗歌独创性的要求，他主张创作者创作诗歌时要自具面貌、有自我贯注其间，而不是徒袭古人面貌，无病呻吟。诗人要在学问上下大功夫，用学力来陶冶性情，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从而能够游刃有余地抒发性情，潜心创作。虽然陈鹏年在作诗时不直接以学问入诗，但他在评判诗歌时，主要以诗歌能否自具面貌、能否展现真我为主要标准，可见，陈鹏年的诗学观念是兼容并包的。他并不反对以学入诗，但对不学经典、只知自立门户、以朝代划分来选择诗歌学习对象的现象进行过严肃的批判。
陈鹏年在学问与性情的关系上继承了前人的观点，但与前人的出发点不同，钱谦益、王士禛、黄宗羲等人都是在诗歌是重性情还是重学问上进行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在创作过程中应该把性情和学问哪个置于首位，但在陈鹏年看来，诗歌的本质是表达自我，无论是学人之诗还是诗人之诗，抑或以学问入诗，都不是评判诗歌好坏的标准，创作者所作诗歌能否体现真我，是否沾染了诗坛剽窃模拟的恶习，才是他论诗的根本所在。陈鹏年之所以强调学问和性情，都源于他对诗歌的独特理解和高度重视。
中国传统的诗学命题和概念始终处于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其涵义具有不确定性和丰富性。随着时代的推移，诗论家往往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立论的要求不断丰富其涵义。到了康熙朝，尤其是博学鸿词科实施以后，统治者力图恢复儒家诗教的正统地位，一些传统的诗学命题又被重新检视和讨论，这也是康熙皇帝整饬诗坛的具体表现之一。正如张立敏所说：“博学鸿词科之所以实施，是因为国运上升时期的清朝，存在着文化与政治、军事、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矛盾。在诗歌领域，这种不均衡体现在诗人对王朝的离心现象，儒家诗教正统地位的失坠，‘变风变雅’观念的空前受重视，穷而后工理论的盛行，温柔敦厚观念的偏离，诗歌创作上呈现出的谯杀之气……种种迹象表明，整饬诗坛已经迫在眉睫。”[13](P.73)陈鹏年在康熙“整饬诗坛”的大背景下，对“江山之助”“穷且益工” “温柔敦厚”等传统诗学概念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一)“江山之助”与“穷且益工”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4](P.694)他认为诗人的创作深受其所处自然环境的影响，屈原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于后世并千古不衰，与楚地的自然风物有很大关系。但刘勰对于“江山之助”没有进行具体的解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世研究者对其概念的阐释空间逐渐扩大，认识也不尽一致。现代学者对“江山之助”的评论主要以汪春泓和丛瑞华两位先生为代表。汪春泓先生在《关于〈文心雕龙〉“江山之助”本义》一文中认为，“江山之助”不仅仅包含自然景物，还包括作家的生平遭遇，对于屈原而言，便是指放逐。刘勰在此用“江山之助”来评价屈原，主要是为了“突出放逐对于《离骚》写作缘起的重要意义”。[15]丛瑞华先生则认为《物色》篇专论的是自然景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在《刘勰“江山之助”说的理论价值》一文中指出，“刘勰从自然景物与文学创作关系的角度，对‘物’和‘心’的关系作了具体的阐述”[16]。
陈鹏年在为他人诗集所作的序言中不止一次谈到“江山之助”。他首先肯定“江山之助”对诗人创作题材以及性情的影响，如在《叶汉光劲秋斋诗集序》中肯定了江南风光对自己的影响。他说：“余昔年薄游江左，得历览三吴山水之胜……自吴郡待罪，羁栖道院，日与药裹茶铛为伴，畴昔游历所届湖山名胜，惟日往来胸臆耳。”[1](P.504)陈鹏年经历丰富，经常外出游历大好山河。因此，即使他因事被议，困在道院，也能回想往日所见所闻，写作以游历为题材的诗歌。陈鹏年还进一步提出了因地域差异而导致人的性格气质迥异、诗歌风格不同的观点。《王楼村修撰诗集序》有云：“诗道之难言也，天以山川封域奠画方位，而人之性情风尚，亦遂各溺于其土，而不能相调……江左之诗轻圆便利，略如其人。”[1](P.507)
他认为江左之地的人性格温和内敛，感情细腻，因此所作诗歌风云气少，诗风“轻圆便利”。由此看出，陈鹏年对“江山之助”的理解深入到了对地域文化差异性的认识上，这与他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有关。当然，陈鹏年对“江山之助”的理解不仅局限在自然景物与地域文化的差异上。其《王元一先生诗序》有云：“太史公为文，自言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历观天下名山大川，以发其奇气。而张燕公在岳州，诗益悽惋，人以为得江山之助。盖其阅历愈多者，则其见闻愈广，而其属思亦愈奇……其间山川之险易，景物之异同，风俗之奢俭，岁月之深沉，可谓备矣。”[1](P.505)陈鹏年把“江山之助”等同于诗人的阅历，而阅历又包括诗人游历山川所看到的山水景物与民俗风情的异同，以及因岁月积淀，自身对世道的感悟。他以司马迁和唐朝宰相张说为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司马迁作《史记》自称遍历天下河山，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张燕公”即张说因事被贬为岳州刺史，不仅丰富了他的人生经历，而且其性情发生改变，诗歌创作愈加凄婉。因此，陈鹏年进一步肯定了“诗穷而后工”的观点。他引用欧阳修的话说：“抑永叔氏有言曰‘古之诗人，少达而多穷。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1](P.504)当然，陈鹏年并不是一味地提倡“不平则鸣”，对故作穷苦之音的现状也提出了批评。他说：“夫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词易好。自昌黎有不平之鸣，庐陵有穷而后工之说，世之为诗者，类托于羁愁感愤侘傺轗轲，以自附于小雅怨诽之遗，而不知其无病呻吟，识者不能不笑其性情之纬缅杌臲，而不轨于正。其于诗人温柔敦厚之旨，若风马牛不相及也。”[1](P.490)对当时士人无病呻吟的创作态度提出批评，说明他对“不平则鸣”“穷而后工”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有所认识的。
潘务正在《清代翰林院与文学研究》中说：“与提倡盛世清明广大之音相对应，批判自韩愈‘不平则鸣’到欧阳修‘穷而后工’的文学思想也是康熙时翰林院的重要任务。因为这种观点支持下的文学创作强调个人坎坷的生活道路于诗歌感染力的作用，其结果必然是对‘穷愁之言’的推崇，而贬低‘欢愉之词’的地位。”[17](P.112)翰林院的诗学取向代表了官方的诗学取向，也就是说，在当时“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的诗歌创作方法是不被提倡的。但是，陈鹏年却对此持相对客观的态度，如若真正得益于“江山之助”而达到“穷而后工”的诗歌，便是值得肯定的好诗，若是惺惺作态、故作穷苦之音，那便难免被有识之士所嘲笑。陈鹏年将“江山之助”与“诗穷而后工”相结合，对于创作者而言，诗歌题材的获取以及诗风的转变得益于“江山之助”等外部因素，但对于后世接受者来说，他们能看到的是诗人的遭遇、诗学传承等内部因素，因此将诗人的诗歌成就更多地归功于“穷而后工”。但无论归功于什么原因，陈鹏年将“江山之助”与“穷而后工”相结合，有效避免了“穷而后工”的负面影响。
(二)“温柔敦厚”
“温柔敦厚”见于《礼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18](P.1688)。孔子认为《诗经》的语言温和婉转，以它为教学的基本典籍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温厚、中正的性情。可见，孔子把“温柔敦厚”视作诗教的目的。关于“温柔敦厚”，孔颖达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
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18](P.3493)。显然 “温柔敦厚”最初指的是一种道德修养，但孔子也认识到一味强调“温柔敦厚”而不知变通可能使人走向愚昧，因此把“温柔敦厚而不愚”作为诗教的最高理想，若人人都能达到这一境界，社会的安稳和平就不再是不可实现的理想。诗教的最终目标是培养人的道德，使社会稳定和谐。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则体现了对诗歌的两方面要求。一是诗歌的思想内容要符合儒家提出的一系列伦理道德的要求，二是诗歌的表达形式要“中正和平”“含蓄蕴藉”。
“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教化和诗歌审美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不断丰富。历代对于“温柔敦厚”的阐释多强调清真雅正的诗风，而忽略性情的表达。因此，在明代中晚期倡导个性解放的思潮中，李贽、汤显祖等人强调人的正常私欲，注重创新，反对复古，向儒家正统思想发起了挑战。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强调个性、强调自我，正视人的欲望。标举性灵是公安派文艺思想的核心，主张作家在创作时要注重自己的真情表露。这些主张明显冲击着“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易代，这股文学思潮并没有得到持续发展。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有识之士开始审视这股个性解放思潮，他们反对王学末流和以李贽等人为代表的“异端”思想，对儒学思想进行反思与总结，再加上统治者的提倡，正统文学思想开始复归，这也标志着以“温柔敦厚”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儒家诗歌审美风格得到人们的肯定，并且再度成为诗坛的主流审美倾向。
清人对“温柔敦厚”的理解不断有新的阐释和发挥。经历过明清之际的动荡，诗坛产生了大量抒发哀怨悲凉之情、表达内心不满与愤恨的变风、变雅之作。这些作品到底符不符合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之旨，当时诗坛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钱谦益在《施愚山诗集序》中说：“温柔敦厚，诗之教也……病有浅深，治有缓急，诗人之志在救世，归本于温柔敦厚，一也。”[19](P.760)只要诗人心怀国家，有救世为民的理想，不管诗歌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愤激还是中正和平，均符合“温柔敦厚”之旨。钱谦益努力为变风、变雅之作争地位，目的是使这些作品得到正统儒家审美观念的肯定。黄宗羲也对“温柔敦厚”说进行了阐释。他说：“今之论诗者，谁不言本于性情，顾非烹炼使银铜铅铁之尽去，则性情不出。彼以为温柔敦厚之诗教，必委蛇颓堕，有怀而不吐，将相趋于厌厌无气而后已……然吾观夫子所删，非无《考槃》《丘中》之什厝乎其间，而讽之令人低徊而不能去者，必于变风变雅归焉。盖其疾恶思古，指事陈情，不异熏风之南来，履冰之中骨，怒则掣电流虹，哀则凄楚蕴藉，激扬以抵和平，方可谓之温柔敦厚也。”[20](PP.94～95)黄宗羲对“温柔敦厚”的解释比钱谦益更进一步，认为时人掩饰性情的毫无生气之作并不符合真正的“温柔敦厚”之旨，而那些“本于性情”的哀怨凄楚之音、悲愤之音则可以纳入“温柔敦厚”的范围。钱谦益和黄宗羲的观点是当时特殊历史的反映，与他们自身的政治态度和身世遭遇有关，其诗学思想对后世诗人产生了较大影响。
到了康熙朝，政局渐趋稳定，康熙皇帝重视文艺的发展，对程朱理学青睐有加。经过朝廷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成为有清一代的正统思想，在客观上影响着诗歌的创作风格，规范了诗歌的创作范围，传统儒家诗歌审美理想开始复归。明清易代之际的变风、变雅之作既不符合时代潮流，也不符合统治者的审美要求，再加上遗民诗群逐渐退出诗歌舞台，中正和平的醇雅之音再次成为主流诗学思想。康熙《御选唐诗序》云:“孔子曰:温柔敦厚, 诗教也。是编所取, 虽风格不一, 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其忧思感愤、倩丽纤巧之作, 虽工不录。使览者得宣志达情, 以范于和平。盖亦古人以正声感人之义。”[21](P.538)诗坛对于“温柔敦厚”的理解不再像钱谦益、黄宗羲等人那样注重“救时”与“用世”，明显排斥“忧思感愤”与“倩丽纤巧”之作，充分肯定“和平”的“正声”。陈鹏年作为康熙朝官僚文人的一员，其诗学主张不能不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他在为别人所作的诗序中多次引用朱熹、刘因、陈献章等人的言论为自己诗歌主张的依据，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程朱理学的态度。然而，陈鹏年的诗学活动主要集中在康熙朝中后期，此时，康熙皇帝本人对于理学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理学在康熙心中的地位不再像以前那么神圣，他逐渐认识到假道学家的虚伪，这可以从康熙对熊赐履、李光地、徐乾学、汤斌等人的批评上看出端倪。对于这种转变，陈鹏年作为一个多次进入武英殿修书的官僚文人，不可能感知不到，再加上他本身学识广博，富有批判精神，总是能够以辩证的眼光看问题，对待理学亦是如此。因此，陈鹏年在对“温柔敦厚”的解释上更加客观，一方面提倡中正和平的语言风格，另一方面对缘情而发的“绮靡之音”给予肯定。
陈鹏年在《香雪居诗序》中说：“大约其旨温厚，其言和平，间有幽忧悱恻之思，亦皆怨而不怒、引而不发，为有得于凯风下泉之意，此之谓言约而义侈者欤！”[1](P.504)他肯定诗人怨而不怒的诗歌风格与温厚和平的语言特征。由此诗序可见，陈鹏年好似完全走向了复归传统的道路，但在《龙图庵诗序》中他又说，“盖诗之为教‘温柔敦厚’，而要于‘无邪’。而《文赋》则曰‘诗缘情而绮靡’，夫绮靡，固非温柔敦厚之教也。而不害其为诗者，以其缘乎情，则歌有思，哭有怀，虽风流骀荡，而不至于伤雅累道之失。斯乃所谓绮靡者也”[1](P.490)。陈鹏年认为“温柔敦厚”诗教的关键在于无邪趣，思想纯正。他肯定了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认为“绮靡”之音虽然不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但只要是缘情而发就不会损害诗格，这与后来沈德潜等人将“温柔敦厚”与“缘情绮靡”放在相对立的位置完全不同。陈鹏年对“温柔敦厚”涵义的解释继承了易代之际钱谦益、黄宗羲等人的观点，把性情之真放在首要位置，追求诗歌的中正和平等风格。在他看来，只要诗歌抒发的感情能够体现诗人的真性情，那么不管是悲愤激切之作，抑或是温厚和平之音，都符合“温柔敦厚”之旨。陈鹏年的诗歌创作同样体现了其“温柔敦厚”的诗学观，他的诗歌雅正之音少，对自身处境和时局的不满时时流露其间。
综上所述，陈鹏年诗学观念和主张的形成与其所处时代、自身经历以及特殊的身份密切相关，他在此基础上也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代诗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和优秀成分。他批判模拟之风，重视独创精神，在强调性情的同时，对诗人自身的文化素养也非常重视，并且进一步发展了诗歌的教化理论。陈鹏年兼容并包的诗学态度和折衷的诗歌主张在康熙年间具有代表性。康熙中后期，“神韵说”影响广泛，以查慎行为代表的宗宋诗风不断发展，在当时激烈的唐宋诗之争背景下，以宋荦、陈鹏年等人为代表的折衷派，对宗唐与宗宋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尽管其诗学主张因为言辞不够激烈极端，很难引起诗坛和后人的关注，但是他们的诗学主张既体现了康熙朝诗学走向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又为清代诗坛注入了一股反思力量，为诗风的兼容并包和诗歌的持续多元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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