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受到热烈欢迎之时，英国也向宋美龄发出了邀请。英国外相艾登向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保证，一定用最隆重的仪式来接待宋美龄。
讲话中将中国排除在战胜大国名单之外，并对中国使用“挽救”一词极度反感，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有意轻蔑”。经过几番考虑之后，宋美龄最后以身体不适为由，婉言拒绝了英国的邀请。
同年5月，丘吉尔访问华盛顿。宋美龄立即告知蒋介石这一消息。
蒋介石主张宋美龄会见丘吉尔。同时，蒋介石在重庆以国民党政府名义召见美国驻华代办，发表声明：“此次丘吉尔首相在华府期间，凡与中国有关事项，或与太平洋有关问题，如有会议，请约蒋夫人与宋部长出席参加。”遵照蒋介石的指示，顾维钧大使开始积极活动，以安排丘吉尔与宋美龄会面。
丘吉尔尽管行程紧张，也希望能与宋美龄谈谈，于是就由罗斯福出面，特意安排宋美龄与丘吉尔会晤。罗斯福请宋美龄在5月23日去白宫参加午宴。可是，宋美龄接到罗斯福夫人的电话邀请后，仍以“不适远行”为由拒绝。罗斯福自然明白其中的奥妙，这只不过是托词，但他认为不必过分拘泥于礼节。因此，又建议改在5月26日，以便宋美龄能“不误医生约定打针的时间”。宋美龄并不理会罗斯福总统的安排，拒绝赴华盛顿，她是想在纽约会见丘吉尔。
对于这件事，宋美龄在见到顾维钧时作了解释：“丘吉尔目中无人，一定要我去华盛顿见他，我谢绝了。因为在国际关系和个人关系中，礼仪和尊严都至关重要，必不可少。我在政治上没外交部长之类的职务，所以有条件表现坚决些。”结果，宋美龄因为“尊严”未赴华盛顿，丘吉尔因“事太忙”不能到纽约，双方终未见面。
宋美龄拒绝在华盛顿会见丘吉尔，拒绝去英国，使英国很伤面子。
1943年7月间，为修复中英关系，宋子文出访伦敦。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外交部常务次官贾德千都没有到火车站迎接，这种轻慢中国的姿态，也许是一种报复表示。英国政府的如此反应，倒证明了宋美龄当初决策的正确。
摘编自《宋美龄的外交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