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4日，是邓颖超同志诞辰114周年纪念日。邓颖超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1985年10月14日，邓颖超重返红岩嘴13号，深情回顾当年的革命岁月。对于邓颖超而言，红岩，是她在风雨如磐的时代中不懈奋斗的地方，在这里她参与南方局的领导工作，促进和推动大后方妇女运动；红岩，也是她与周恩来这对聚少离多的革命夫妻生活的地方，在这里她度过了一段夫妻生活相对平稳的温馨时光；红岩，还是她母亲和周恩来父亲的安葬之处，在这里她陪伴两位老人度过人生的最后岁月。因此，来自红岩的一草一木，总能引起邓颖超“百感交集”“万感心绪”的复杂情怀，总能让她重新回到那段艰难困苦却又激情燃烧的火热岁月……
水仙自红岩来
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举的忙碌岁月。
周恩来远赴莫斯科协助毛泽东与苏联政府谈判，邓颖超留在北京，主持全国妇联的全面工作。当时妇联主席蔡畅因病住院、秘书长区梦觉也因事南下，因而邓颖超十分忙碌。这期间，她除了抓紧贯彻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外，还亲自主持我国第一部《婚姻法》最后的制订工作。
疏影横斜的西花厅，男女主人都不在家的午夜显得分外冷清和寂静。邓颖超开完会拖着疲乏的身体回来，一进门就觉清香扑鼻，原来是客厅花瓶里插着两束水仙。这是重庆红岩的房东刘太太（饶国模）托人带来的生长在红岩土壤里的新鲜水仙花。一时之间，邓颖超惊喜万分，忘记了疲劳，放下待处理的其他事，从瓶里拿出那两束水仙，细细地抚摸，切切地欣赏……
三天后，邓颖超在写给周恩来的长信里，详细地描绘了看到红岩水仙的心情：
花从重庆红岩来，又把我的脑思带回到重庆红岩去。三年红岩，一切往事萦绕脑际，历历如在目前，我的心情复杂，对花无言，半晌才迸出一句，‘百感交集’語……可惜你没有在家，如果你在的话，你一定和我具有同感，而且是最能了解我的心情的人。
写到这里，邓颖超还意犹未尽。想到莫斯科冰天雪地里的丈夫，她慎重地随长信给周恩来寄上三枝水仙：“可惜花儿不能久留待你归来。为此特寄三枝给你，到时水仙花想已干萎，但终是来自红岩土壤里的花，或能余香犹在吧。”
于是，来自红岩土壤的普通水仙，从重庆飞到了西花厅，又从西花厅飞到了莫斯科，带着沉沉的心意，被送到远人的手中……
夫妻“八互”
邓颖超和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模范夫妻。
周恩来眼中的邓颖超，是“能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是能伴随他共上断头台的罗莎·卢森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而邓颖超心中的爱情基石，是她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和信念。这对“双星交辉”的革命者，夫唱妇和，相得益彰，他们的爱情始终与革命交织在一起，如经年的醇酒，愈久弥香。
邓颖超在他们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活和爱情生活中，总结出极具特色的夫妻之间的“八互”原则，并广为流传。
“八互”，即“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让、互谅”。根据不同时期的回忆和记载，“八互”的内容略有不同，但核心内容却是统一的，即夫妻之间要互相沟通、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互相体谅。
邓颖超和周恩来共同生活了五十余年，正如邓颖超晚年所描述的，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时光里，他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和风雨沧桑，却“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
1927年蒋介石发动屠杀共产党员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周恩来正在上海，邓颖超则待产于广州。后来，那个在血雨腥风中生下的孩子不幸夭折，邓颖超自己也因过度紧张疲劳带来后遗症，日后再难怀孕，她心里无比难过，是周恩来坚定地安慰她、宽解她；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辗转来香港治病，他从昏迷中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打听邓颖超的下落，听说邓颖超身在上海一切平安，才放下心来；长征途中，周恩来身染肝脓疡，又是邓颖超一连数日不眠不休地精心守护照顾，将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而红岩的生活，是他们十多年来夫妻生活中相聚最长、相对平稳的一段时间。在红岩，两人有了更多交流感情的机会，“愈益热爱”着对方。周恩来曾公开地说，“十多年来，爱情是在上升和发展”，他们互敬互爱，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并惠及身边的青年人。在红岩，几乎每对结婚的年轻夫妇，都得到过周恩来和邓颖超关于“八互”的祝福。
当然，和普通夫妻一样，两人也会因为性格和处理问题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矛盾甚至争吵。
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患小肠疝气住进了歌乐山中央医院做手术，不料一向身体硬朗的周恩来的父亲此时却在红岩猝染重病，虽有邓颖超及时安排就医并精心照顾，仍然在周恩来住院的短短时间里去世。而邓颖超为了让周恩来安心手术，瞒下了这个消息，直到周恩来出院。
听说父亲已经去世三日，周恩来惊得脸色苍白，由于他手术后身体虚弱，竟站不住，只能蹲在地上，悲痛欲绝，恸哭不已。他大声责问邓颖超：“老爷子过世这么大的事为什么要瞒着我？”“你跟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邓颖超被周恩来的雷霆之怒吓得不敢吭声，躲在一边直掉眼泪。虽然周恩来在这件事上对邓颖超极为生气，但邓颖超长期照顾老人生活的点点滴滴，他是铭记在心并终生感激的。
“我一定坚守母教！”
1939年5月，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经历两年的牢狱折磨、一年的颠簸跋涉，终于来到重庆，和女儿女婿团聚。
杨妈妈是中共党内少有的革命老人。邓颖超幼年丧父，她作为母亲仅有的孩子，与母亲相依为命地长大，感情非常深厚。邓颖超投身革命后，母亲杨振德也一直和
唯一的女儿生活在一起。从天津到广东，从广东到上海，从上海到中央苏区，老人和女儿女婿一起经受了战斗的艰辛和地下斗争的危险，以自己的方式参加着革命工作，从未退缩。
红军长征后，杨妈妈在转移过程中不幸被捕，被关进九江反省院，国共合作以后，杨妈妈才被放了出来，先到武汉，后又辗转来到红岩。
这时的南方局刚刚迁到红岩，
办公楼正在修建，用房极为紧张，遑论生活用房，很多工作人员都是拥挤着住在一间小屋里。如何安顿年逾花甲、体弱多病的老人呢？
有的同志提出到街上的旅馆开个房间，但邓颖超表示花费太多，不行。又有人提出在房东饶国模的家里找间房子，邓颖超又觉得麻烦群众。饶国模听说了这事，执意要请杨妈妈来家里住。邓颖超推辞不过，就答应让母亲住在刘家阁楼上的一个角间里， 说什么也不让刘家再腾房间。这间小房子不到4平方米，相当于现在一般家庭宽1.8米、长2米的床那么大。房间太小，加上阁楼的空间较矮，没有办法放下一张床，邓颖超就弄来些稻草铺在地板上，稻草上面再铺上褥子，让母亲睡在地铺上。周恩来和邓颖超乐呵呵地对老人说：“铺着金丝褥子住在高楼上，条件满不错嘛！”把老人家逗得哈哈大笑。
虽然一家难得相聚，但团聚的时光总被女儿女婿忙碌的工作冲得七零八落，母亲也不忍心用自己的“小事”打扰家人。却不料，杨妈妈的生命很快就走到了尽头。虽然在红岩的生活条件简陋，但这却是杨妈妈一生中最后的幸福、宁静时光。母亲去世时，邓颖超未能守在身边，留下了一生的遗憾。
1985年，红岩。
邓颖超满头花白，步履蹒跚，来到母亲的墓前，长久伫立。时光飞逝，岁月匆匆，母亲的容颜早已消失在岁月的深处，而墓前的誓言，已被邓颖超以一生的实践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