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 滨
薛天纬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多年来，他始终在唐代文学这个专门领域进行专心专意的研究。薛先生怀着清醒的理性，热爱、钟爱、酷爱李白，既巧妙地置李白研究于唐诗研究中，又智慧地把握李白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以进行李白诗文编年、编写《李白年谱》、撰著《李白诗解》、选注《李白诗选》等重要学术贡献而成为李白研究的卓然大家；
薛先生始终关注着唐诗研究宏大的诗学选题如《唐代歌行论》，重大的诗歌题材编选如《高适岑参诗选评》，重要的诗人话题如杜甫“陷贼”辨，特殊的唐代士人现象如“干谒”，以及为学者所习焉不察甚至忽视的一些重要细节如“歧路”“乌纱帽”“云母粥”，成为唐诗研究的通人；
薛先生头戴天山明月，行走四海八荒，以其西域文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助力李白研究、唐诗研究，解决了聚讼纷纭的“轮台”问题，疏通了从长安到天山的研究路径，成为西域研究的达人。同时，薛先生长期在中国李白研究会、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孜孜矻矻、不求闻达地深耕细作，又为李白研究学术史、唐诗研究学术史的梳理作出了难以替代的重要贡献，是裨益当下、沾溉后学的“两会”资深“老人”，他将森严冷峻的文献研究、锦心绣口的文学研究与丰富而细致的实地考察、深入而频繁的学术交流相结合，逐渐形成了足以启迪后昆的学术理念与治学方法，成为将“诗内功夫”与“诗外功夫”熔融一体的治学典范。
薛先生曾回忆，他早年求学于故乡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云岩镇，得沐北宋大儒张横渠遗风；
中学受教于赵师如彬、焦师君良，练就背诵功底；
本硕依傅庚生、安旗二先生，器识学问精进；
专治李白之后，更以李长之、詹锳、裴斐诸先生为楷模，以赵昌平、郁贤皓、董乃斌诸先生为学友，以阎琦、詹福瑞、葛景春诸先生为同道，海内天涯，切磋琢磨，道之所存，师友之所存焉。诸先生中，薛先生尤景仰傅庚生、安旗二位本师，及李长之、詹锳、裴斐先生，曾分别撰文记述诸先生人品学问。其《永难忘怀的傅庚生先生》，忆及先生在首届研究生入学时，屡屡感慨“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教众弟子“做人不能俗”，做学问“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其《安旗教授五十年学术历程和李白研究》《花开花飞九十秋——记著名李白研究专家安旗教授》记述安旗先生的私塾功底、西学影响、军旅生涯、宦海沉浮、浩劫坎坷、文艺研究、大学执教、文博金石、杂学旁收，尤其细数了安旗先生从事李白研究“短羽离褷”“偕诸君登堂入室”“我以双目奉太白”三个阶段始终不变的坚定与执着；
其《生命与生活之歌——解读〈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一文从人性角度集中讨论了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的重要学术建树；
其《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学术特色——以〈蜀道难〉解读为例》重点介绍了詹锳先生以细读文本方式开展李白研究对自己治学的重要启示；
其《立马文场凛有威——从李白诗歌及“盛唐气象”的讨论看裴斐先生的学术品格》《裴斐先生的“逸情”》则以薛先生为裴斐先生所拟挽联“得太白三分傲骨三分逸情三分才气，留世间一品风标一品人望一品文章”为贯穿，回顾了裴斐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李白研究历程与学术成就，尤其是他关于李白与“盛唐气象”的争鸣所显示的学术勇气与功底。这几篇文章，既是诸先生的人生小传，也是学术总结，更是弥足珍贵的李白研究学术史文献。
时下研究生培养，开题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献综述，文献综述的目的是深入了解和掌握本选题的前期研究成果和前沿现状。薛先生几乎一直在进行这样的文献综述，在客观上为当代研究生的文献综述做出了绝佳的示范：其《论李白诗研究中的泛政治化倾向》《李白精神的历史认识过程》是专题性综述，其《“李白热”的反思与期待》《纪念中国李白研究会成立20周年学术总结报告》是阶段性综述，其《李白文化研究与实证研究——〈李白文化研究〉序》是专辑性综述，其《〈识小集〉序》《〈李白与地域文化〉序》《〈李白诗歌背景〉序》也都可以视作小型的专题综述，甚至作为学会负责人所发表的《在湖北省李白研究会成立大会及首届“李白文化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暨李白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六届年会开幕词》，作为嘉宾发表的《有初有终，巨制晚成——关于〈杜甫全集校注〉的记忆与初读感受》《“杜甫文化接受与传播全国学术研讨会及四川省杜甫学会第十八届年会”上的书面发言》《四十年前草堂会议的记忆》《乐府学会成立贺信》《〈刘学锴文集〉申贺三题》《身历唐会四十年》等，都不是应景的程序性表达，而是具有综述性质或者学术史性质的宝贵文献。薛先生这种做文献综述的态度与成果，是值得后辈认真学习仿效的。
这些文献，既是李白研究、唐诗研究的学术档案，更是薛先生受前辈人品学问沾溉、与同行切磋交流的进学实录。正是在这样海纳百川的历程中，薛先生的学问格局日益拓展，学术气象日益宏大。
薛先生回忆傅庚生先生的教诲，让他至今铭记在心的是：“不懂得鉴赏的人，与文学永远绝缘。”在《于平易中见高深——评霍松林〈唐宋诗文鉴赏举隅〉》《说“鉴赏”——华桂金〈古典诗词艺术鉴赏〉序》这两篇序文中，薛先生也一再强调文学鉴赏的重要性。文学鉴赏，从内而言，需要心灵的感悟：从外来说，就需要细读文本，细读文本则需要从认字断句、识物辨义开始。饱学博闻如薛先生，在这方面也毫不含糊。薛先生在《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学术特色——以〈蜀道难〉解读为例》写道：
以上以《蜀道难》解读为例所总结的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学术特色，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因为“文本细读”实为研究李白作品的基本路径和不二法门。后来者的研究实践都离不开“文本细读”之法。比如，20世纪60年代初稗山先生发表《李白两入长安辨》一文，首倡“两入长安”说(朱金城先生此前曾与稗山讨论这一问题)，即是凭借对李白若干诗篇的细读而发现问题和提出新见。我自己在读研究生时期曾认真研习詹锳先生两部著作(即《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在协助安旗先生编纂《李白年谱》时，不但将詹锳先生的《李白诗文系年》作为主要参考文献，而且在研究过程中自觉采用了“文本细读”法。《李白年谱》出版后，应上海辞书出版社之约，由我执笔撰写、我与安旗师共同署名，在《辞书研究》1989年第1期发表了《作品分析与〈李白年谱〉的编写》一文，总结了我们的研究心得，所谓“作品分析”，乃是“文本细读”的同义语。这正是詹锳先生的学术思想及研究实践沾溉后人的一个例证。
正是在细读文本的过程中，薛先生发现王维《田家》诗句“老年方爱粥”的传统理解与原诗语境不谐，发现李白诗《答友人赠乌纱帽》中的“乌纱帽”实与官帽无关，发现李白《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诗句“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中的“歧路”不宜做岔路、错路、离别之路解，发现白居易《晨兴》诗句“一杯云母粥”的云母粥古来注释无确解，而《汉语大词典》给出了错误解释，于是孜孜以求正解，后来发表的《家贫才食粥——王维“老年方爱粥”句解》《“乌纱帽”小考》《“岐路”解》《何物“云母粥”》其实都是细读文本时的读书笔记，有的笔记积累达10年以上才能确信找到了最合理的说法。
这一细读文本的功夫也多见于薛先生对李诗编年集的修订过程中。李白有自制新题乐府诗《幽涧泉》，诗曰：
拂彼白石，弹吾素琴。幽涧愀兮流泉深。善手明徽高张清心寂历似千古松飕飗兮万寻。中见愁猿吊影而危处兮，叫秋木而长吟。客有哀时失志而听者，泪淋浪以沾襟。乃缉商缀羽，潺湲成音。吾但写声发情于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涧泉，鸣深林。
其中，“善手明徽高张清心寂历似千古松飕飗兮万寻”19字，历来断句称难，大体有三种：
善手明徽，高张清心。寂历似千古，松飕飗兮万寻。
善手明徽高张清，心寂历似千古，松飕飗兮万寻。
善手明徽，高张清心，寂历似千古松，飕飗兮万寻。
薛先生经过多年反反复复细读文本，沉吟拿捏，认为第三种，即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的断句比较合理，朱谏《李诗选注》对此的阐发亦比较完善，于是得出倾向性结论曰：
依严羽的断句及朱谏对诗意的解释，“寂历似千古松，飕飗兮万寻”二句，“松”居于诗句的核心位置：前句“寂历似千古”可视为“松”的定语；
后句则承前省略了主语“松”，“飕飗兮万寻”写松的状态，是谓语。“寂历”用以形容树木，已见上举诸多诗例。“飕飗”为风声，此指松风。“松”字一旦属上，这两句读起来就完全摆脱了前述第二种断句所造成的对仗句式，获致了更为自由的表达。对比之下，笔者倾向于对第三种断句的肯定，因为这样断句既避免了第一种断句所造成的“寂历似千古”句子不完整的缺憾，又避免了第二种断句“清”字出韵的疑惑。
查《新版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2000年版)，《幽涧泉》19字断句作上述第二种，《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此19字断句更改为第三种。
接着，薛先生又提及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治学方法的问题——托名伪作也具备相当的认识价值：
至于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是否托名伪作，是可以讨论的另一个学术问题，如陈良运先生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5期的《读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献疑》一文，颇可一读。但即使此书非出严羽之手，其学术见解却是客观存在，更何况得到了后来者如朱谏及詹锳先生等所认可。
薛先生这种细读文本的认真严谨态度，可谓无处不在，1995年第2期《文史知识》所刊登的一封“读者薛天纬”的来信如是说：
贵刊今年第9期所刊刘鑫全《〈秦妇吟〉的艺术成就》一文，有一处资料引用的错误。该文第一段写道：“许多人家的屏风、幛子上都写有这首诗，‘流于人间，疏于屏壁’，‘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杜牧所撰这篇《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转述李戡的话是：“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樊川文集》卷9)显然，李戡批评的是“元、白诗”，而不是《秦妇吟》。
所谓细读文本，心细如发，才能细读；
反复涵泳，才能细读。细读有所得，即付诸治学实践，这种精益求精以达至善的态度和做法同样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取法的。
有了细读文本的基础，才有文学鉴赏的可能；
基于文学鉴赏的感悟与疑惑，才有提出问题、深入探究的可能。1991年，薛先生发表《〈梦游天姥吟留别〉诗题诗旨辨》，以细读文本、鉴赏批评为基础，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梦中的仙境如何理解？今人有一种流行看法，认为梦中仙境是光明的象征，是黑暗现实的对立面，是诗人理想所系。薛先生通过自己对这首诗的细读，结合其为李白诗歌编年所形成的整全思维，考察李白的创作心态，对比古今评论的差异，认为“如果仙境是光明的象征、理想的寄托，诗人怎么好以这样轻蔑的语气把它与‘世间行乐’、与‘古来万事’一起加以否定呢”，并由此进入诗旨的辨析。大量类似的文学鉴赏案例，是薛先生治学的鲜活而牢固的实践基础。
薛先生在《文献学与文艺学研究的结合——郑慧霞〈卢仝综论〉序》中认为，文献学研究要靠资料说话，资料占有充分，立论就有了依据，而文献学又是文艺学的基础。薛先生的唐代文学研究正是建立在牢固的文献根基之上的。例如，关于李白“古风”组诗的命题及编集者问题，薛先生《李白诗解》在介绍了两种观点对立但学理自成体系的判断之后，以“纬按”的方式洞幽烛微，厘清源流，认为是李白自己命题和编集了《古风》，但当时未必即编就“五十九首”的格局；
进而条分缕析地梳理了从李白“枕上授简”于李阳冰以来，到李白别集经乐史、宋敏求、曾巩、晏知止等渐次编辑刊刻过程中，《古风》逐步扩容并有个别篇章出入变动的整个过程。这是截至目前学术界对这一聚讼纷纭的问题所做的体系完整、线索清晰、逻辑严密、考证细致的最彻底的一次文献学梳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为这一过程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旁证：成书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的姚铉编《唐文粹》中所收李白《古风十一首》，其排序依次为经典的王琦注本《古风五十九首》的第1、8、9、10、11、14、15、18、21、27、49篇，而此序列排定于乐史与宋敏求所业之前，可知，在宋敏求《李太白文集》编成之前，“古风”至少已有四十九首，而且已排定后世所见编次。
名不正则言不顺，诗名的归正既是文献研究的问题，也是文学研究的问题。孟浩然《春晓》，题目一作《春晚》，《春晓》着眼于清晨(晓)，《春晚》着眼于暮春(晚)，两解皆通且各擅胜场。但是，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则是个明显有瑕疵的题目，在当下的大中学课堂上，不仅仅大多数学生会错误地断句为“梦游/天姥/吟留别”，多数老师也不能幸免。反复强调让师生正确地读作“梦游天姥吟/留别”，不如让诗名归正为《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这样一来，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读作“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而会读作更为合理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了。题目通顺了，“吟”不是“吟留别”，而是“梦游天姥吟”；
“留别”不是被吟的，而是与东鲁诸公留别；
诗的内容也就合若符契了：“别君去兮何时还”之前是“梦游天姥吟”，之后则是“留别东鲁诸公”。那么这个看似合理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的诗名有无文献依据呢？薛先生以1991年发表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诗题诗旨辨》和2013年发表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诗题辨误》两篇文章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文更是从文献学角度详细考察了《河岳英灵集》题作“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李集当涂本题作“梦游天姥吟留别诸公”、一作“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李集蜀刻本题作“梦游天姥吟留别”、一作“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李诗通》题作“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等状况，考镜辨章，斟酌比勘，认为此诗名应依《李诗通》所题“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
当然，薛天纬先生更多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可见于其著述，此文不一一赘述。值得注意的是薛先生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为开拓文献视野做揄扬、呼吁。明代张含(字愈光)曾辑《李诗选》，眼光独特，剪裁得体，曾被凌濛初将其与杜少陵诗选合刻，在《四库总目提要》“存目”载录。群众出版社藏有《李诗选》，薛先生专门为作《〈李诗选〉出版说明》予以揄扬，详细说明文献版本流传情况，介绍选本优势特点，以期扩大李白研究者的文献视野，苦心可鉴。薛先生从来不拒绝新事物，对于电脑、网络、数据库、APP等工具都能够从容接受，娴熟使用，也正是得益于现代科技助力古代文学研究，薛先生在古籍数字化方面始终持积极态度，在第四届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提出关于建立《唐代文学研究数据库》的设想，不仅论证了建设数据库的必要性，还推荐了十一类一百多种拟入库的文献目录。
薛先生在其《七十自述》中“官宣”其治学原则曰：我做研究、写文章，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言之有物，不说无谓的话，不说无个人看法的话。因此，我做的题目无论大小，写的文章无论长短，自己觉得绝无虚文。
细数薛先生的学术成果，的确都是“有问题的”。薛先生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阅读文献，感悟作品，发现或提出问题；
薛先生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阅读古往今来学人的研究成果，发现或提出问题；
问题包含问题，问题带出问题，小问题汇聚成大问题。有了问题，薛先生遵从傅庚生先生遗训：“做研究，抓住一个问题，一定要研究透彻，而不要把面铺得太开，浮光掠影，最终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薛先生正是这样在李白研究、唐诗研究、西域研究领域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贡献了一个又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观点，有的观点堪称定谳。其中的大问题如唐代歌行的界定、唐代干谒对诗人的影响、边塞诗的前生后世与本质、杜甫非“陷贼”而是“潜回”长安、唐轮台考定、李白“两入长安”的证成、李白卒年的论证、李白“行路难”主题创作的解读、《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诗题、诗旨之辨；
《静夜思》文本演变、《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的解读、李白从璘获罪相关作品的解读等等，都已经或正在成为唐代文学研究界的共识，有的则有必要成为国民新常识。
比如《静夜思》文本演变，是引起多方持续关注的问题。38年前，薛先生在《文史知识》1984年第4期发表论文《漫说〈静夜思〉》，讨论过几种宋元刊本中《静夜思》第一句均作“床前看月光”、第三句均作“举头望山月”的问题。14年前，因为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华裔中学生在教科书中读到如上版本的这首诗而质疑中日传本不同，引起媒体跟风炒作，时职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的陈尚君先生发表了《李白〈静夜思〉不存在中日传本的差异》，时职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的薛先生发表了《关于〈静夜思〉的前话与后话》，二位先生克尽守望之责，回应了媒体与读者大众的关切。因为这首《静夜思》已成为国民唐诗，具有特殊性，薛先生索性为之进行了更加彻底的学术史梳理，撰写了长文《〈静夜思〉的讨论该划上句号了》，刊于《文史知识》2011年第12期，在详细梳理该诗版本流传变化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为大家所关切的“明月”和“床”。得出的结论是：《静夜思》文本两个“明月”的出现，从文献角度可追溯至署名明代李攀龙的《唐诗选》，而《静夜思》“民间口传本”实际上是后世大众读者“再创造”的产物。至于诗中的“床”，因为《静夜思》是李白自创的“新乐府辞”，乐府诗的传统写法是“拟”前代之作，而“乐府古辞”以下的前代相关文人诗作及乐府民歌无不将“明月”与“卧床”相联系，所以，《静夜思》中的“床”只能理解为“卧床”。至此，《静夜思》的实证性研究画上了“截断众流”的句号。薛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2021年4月12日第13版的《〈将进酒〉文本演进“三部曲”》亦可作如是观。
李白到底几入长安，这是一个聚讼纷纭的大问题。薛先生对此进行了条理清晰的解读与论证。一方面，引诸家独创成果，如瞿蜕园、朱金城先生推测李白可能有天宝初年之前的另一次入关进京之行；
1962年，稗山先生发表《李白两入长安辨》，从诗歌内部的感悟理解角度入手，认为《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等作品“表现为穷愁潦倒、渴望遇合，显示出进身无门、彷徨苦闷”的思想感情，“这和他那些待诏金门、春风得意的作品，固然迥不相同，就是和那些受谗被放以后之作，也有严格的区别”，再加以逻辑推理，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李白两度入长安的说法，将瞿、朱说法坐实并向前推进一步；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将李白初入长安定为开元十八年事；
郁贤皓先生撰写《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等系列论文，对李白“一入长安”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不但坐实了“一入长安”的时间为开元十八年，而且明确了李白此次入京的干谒对象是张垍，这是确立“两入长安”说的突破性进展。另一方面，融入个人研究所得，薛天纬先生认为，李白自安陆入长安之前作《上安州裴长史书》曰“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其在京畿等待干谒机会时作《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曰“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其在干谒无成将出长安时作《行路难》其二曰“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先后三用冯谖客孟尝君弹剑作歌的典故，情绪由自信、抱怨到悲愤，正昭示了李白“一入长安”以干谒求仕进的初怀、遭遇和结局。作者由此进一步论证，“一入长安”的失败，给李白身心带来初次重创，因而也造成了他的一个创作高潮，高潮的主题就是“行路难”。由此，学界关于李白“两入长安”之说得以坚实透辟地证成。
薛先生始终在关注李白入长安问题，其《李杜重逢饭颗山——关于李白“三入长安”的再讨论》一文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最新推进。
正因为时时处处以问题为导向，力求言之有物，薛先生在研究过程中也会进行“自我革命”——修正或者完善自己的往昔观点。比如，他在《唐代歌行论》的终章中提出了“大歌行”观，并与四种“小歌行”观进行了比较。在介绍第四种“小歌行”观即松浦友久先生的观点时，薛先生做了本书最后一个注释，说明了自己调整学术观点的过程：
笔者早先曾持这种“小歌行”观，见于发表过的两篇文章：《李杜歌行论》，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
《盛唐歌行本质论》，载《唐代文学研究》第八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本书吸收了原来的某些看法，但总体上则不再坚持这种“小歌行”观。
薛先生认为，人性是普天之下、从古到今恒久不变的，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对于古代文学作品来说，是否表现了人性以及表现的程度如何，是决定其价值的关键。因此，薛先生在诗人诗作研究方面，总是崇尚和倡导以人性视角切入，以同情的理解展开探讨，这贯穿、渗透在前述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白居易、李商隐诸诗人诗作的研究中，尤其是李、杜、高、岑为代表。前揭杜甫“潜回”长安说，高、岑与盛唐边塞诗本质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我们再以李白为例略作讨论。
薛天纬先生《李白诗选》前言就认为李白的诗歌书写和张扬了人性。他说，人性的基本内容，一是在生存温饱解决之后，希望生活得更幸福；
二是要施展其才能抱负，谋求事业的发展与成功，在为社会群体做出贡献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是要维护人格独立和保持个人精神自由。李白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头等大事，又极端地坚持了人性之另一面，即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李白终生都在追求建功立业与坚持精神自由的矛盾中跌荡拼搏，这种无法调和、克服的矛盾，具有普遍性和恒久性，普通人也会遇到同样的矛盾，李白与普通人的区别，正如李长之所说：“就质论，他其实是和一般人的要求无殊的，就量论，一般人却不如他要求得那样强大。”所以，李白的诗篇就产生了打动人心的力量，李白就成了从古到今人们心中的精神偶像。李白也有许多诗篇抒写饮酒之乐，充溢着“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生活热情，这是对人性之另一侧面的表现，即人在世间总是希望生活得更幸福、更快乐。李白那些表现乡情、友情、亲情和爱情的诗篇，从本质上说，也是对追求生活幸福之人性的表达。
正是涵蕴着人性的辉光，薛先生的《一回拈出一回新——重读〈将进酒〉》《怎样读李白诗》《“诗仙”李白其实离我们很近》等文章广受唐诗爱好者欢迎。薛先生对杜甫、高适、岑参、白居易、李商隐等诗人的研究无不如此。
薛先生高度重视人性，既是出于其仁厚长者的天性，也颇受李长之先生的影响，我们认真阅读薛先生《生命与生活之歌——解读〈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可以强烈而深刻地感受到这一渊源。
如果薛先生对以上五个方面的学术理念与治学路径进行一段总结，都莫过于他与安旗先生编撰《李白年谱》过程中提炼的切身体验。李白属于王国维所谓“主观之诗人”。对于李白这样的诗人，既要重视和发掘其现有史料的价值和意义，做足“诗外功夫”，又要充分考虑到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从诗文本身入手，做足“诗内功夫”。正是兼修诗内诗外两种功夫，将文学的方法与非文学的方法结合，才有了《李白年谱·前言》的这段思考：
李白事迹及作品多无确实年月可考。……然窃以为诗为心声，李白之诗尤多系至情之流露，而至情之流露又多缘感遇而发。其笔底之波澜，即胸中之块垒；
其胸中之块垒，即生活之坎坷；
其生活之坎坷，即时代之潮汐。吾人循其声则得其情，循其情则得其实，虽不中，当亦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