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磊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
子夏，姬姓，卜氏，名商，字子夏，是孔门“四科十哲”之一。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故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1]中最早言及“卫子夏”，所以说子夏为春秋时期卫国人，是有一定根据的。虽然关于子夏出生的国别众说纷纭，大致有卫国说、魏国说以及温国说三种①高培华.子夏教育思想简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5）；
宋一梅.子夏“学”“仕”相结合的继续教育思想探微[J].继续教育研究，2005（6）；
杨秋梅.卜子夏教育思想探微[A].《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C].2009；
纳秀艳.子夏其人及治学观[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1）。，但笔者重点不在考辨先贤子夏的出生地，故暂从最早文献之卫国说。然而，无论如何子夏的出生地都不离黄河下游一带，奔腾不息的母亲河塑造了坚韧不拔、奋斗务实的民族精神，黄河文化对子夏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子夏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从不断变化的实践出发，对儒家思想进行积极阐释，从而开创了“西河学派”。子夏教育思想历来是研究的重点，具有一定的研究与当代价值，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以对子夏教育思想的总体探讨以及“学”与“仕”关系、治学思想等的考察为重点。然而以往研究仍然趋于宏观性与理论化，对子夏教育思想中的“实践”特征鲜有论及，更无从对当下启示与应用的角度进行剖析。纵观子夏一生，他以实践为本位的学习思想贯穿于为学经历的始终，因此笔者将重点探求子夏实践主义治学思想形成的价值肌理。从实践入手考察子夏的教育思想将拓宽对该问题的认知维度，同时对当下学校教育内的实践教学、综合活动课程也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纵观子夏的为学生涯，大致可以分为随孔流亡、鲁国为官以及西河设教三个时期。在子夏求学与治学的三个不同时期，都深深烙下了实践主义的色彩，学问源于实践又积极应用于实践，子夏用一生的经历为实践主义思想做出注脚。
（一）随孔流亡
子夏出生于鲁定公三年（公元前507年），在孔子众多的弟子当中可以说是年龄较小的。子夏在黄河之滨度过了少年时期，黄河奔腾不息的民族精神以及其所积淀的奋进、务实的民族品格都对子夏成长、品格及治学理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及待志学之年，子夏寻访正在流亡途中的孔子而入孔门，《论语·先进》中孔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学：子游、子夏。”[2]据此推断，孔子游于陈、蔡之间时，子夏已经入师孔门了，则子夏拜孔子为师的时间应不晚于孔子周游陈、蔡之时。孔子周游陈、蔡之前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卫国度过的，子夏又是卫人，据此推测，子夏入于孔门的时间应该是在孔子居卫期间。少年时期的子夏明知跟随孔子将是飘零流亡、食不果腹的生活，仍旧毅然前往，当是有主动周游的志向。之后，子夏追随孔子流亡曹、宋、郑、陈、蔡、楚等地，饱受飘零之苦，过曹国时无人接待而备受冷落，在宋国遭到了司马桓魋的威胁与恐吓，在陈蔡之间遭遇断粮之困。然而，正是在困顿的境遇下，孔子及其弟子完成了“问道—行道—布道”的游学之旅，孔子的游学并非简单的时空意义下的游历，而是包含游教、游仕、游艺、游道等诸多内涵的文化之旅[3]。正是在这种地域不断转换、学说频遭冷遇的境遇下，子夏求学的方式和内容开始不断向下伸展，他目睹夫子之道与社会现实，充分体察动荡的时局和炎凉之世态，逐渐形成了以实践主义为核心的学说体系。
（二）鲁国为官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带领弟子终于结束了游历，重返阔别已久的家乡鲁国。子夏在夫子的举荐下，做过鲁国的莒父宰。子夏赴任之前，询问为官之道，夫子不忘告诫“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2]。以往一般认为，孔子在此谆诫的原因是因为子夏重小利，担心子夏贪图小利而有失道义[4]。实际上，这里的“利”并非单纯指利益的“利”，《说文解字注》中对利的解释是“利，铦也”[5]，铦是古代农具的一种，因其利刃，遂成为锋利的代名词，结合上句所言之“无欲速”，实际上孔子是告诫子夏遇事要持重，勿求速而不达。子夏一向属于实践先行者，孔子对子夏的告诫也符合其一向的为学、处事风格，强调无见“小利”，实际上是要子夏勿一味忙于眼下的事，要谋求“大利”，《周易》中言“利者，义之和也”[6]，利即道义的集合体，此即为“大利”。
子夏曾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2]，据此推断，子夏至少在第一次从政时期，学识已经在孔门诸弟子中出类拔萃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子夏进步之迅速固然与他的聪颖和勤奋有关，但倘不是在实践中主动求索、磨炼心智，恐怕是很难达到这种程度的。
子夏居鲁期间，除了在鲁国任官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协助孔子作《春秋》。子夏为此赴洛邑以搜求周之历史，不同于之前流亡的经历，这次带着任务的出行，子夏将学习与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吕氏春秋》记载：
子夏之晋，过卫。
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过河。
”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
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7]
子夏能当即指出读史者的错误，体现了子夏对于当时诸侯国之间的史事细节、局面分析比历史记载还令人信服。子夏在长期的游历中增强了观察的敏锐度和辨识度，也擅于将所学知识积极运用到实践中，不愧是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的典范。
（三）西河设教
子夏返回鲁国后不久孔子就去世了，他在鲁国守孝三年后前往晋国，创办了西河书院。《史记》记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8]自此开创了“西河学派”。闻名而来的弟子众多，较为知名的有魏文侯、段干木、禽滑黎等。关于“西河设教”之“西河”地望，历来有三种说法，即河南安阳说、山西汾阳说及陕西韩城说，加之在今天山西、陕西一带有众多关于子夏设教的传说、用子夏命名的山川（文水子夏山等）以及与子夏相关的遗迹（如合阳子夏石室及子夏陵、文水子夏祠、韩城子夏陵、河津子夏陵及子夏庙等），子夏设教地点更是变得扑朔迷离。笔者重点不在于考证西河地望，众多关于子夏的传说与遗迹广泛分布在山西、陕西、河南一带，或说明子夏在传道时并非囿于一地，而是继承夫子游学布道的传统，广泛游历，在实践中授学。魏文侯尊子夏为师，无疑使得子夏在魏国乃至三晋地区讲学更加方便，因而在三晋地区留下较多关于子夏的传说以及遗迹亦合情合理。
子夏擅于在游历中传道，从而在实践中将儒家学说发扬光大。孔门弟子众多，子夏是第一个将儒学发扬光大并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子夏在西河授业期间，西河之民曾一度以为子夏就是孔子，出现“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9]的情形，倘不是学识广博并有夫子的大儒之风，则不可能出现误将子夏认作夫子的美谈。
在严格遵循儒家学说的人看来，子夏是一个颇具“异端倾向”的思想家。孔门弟子中，子夏并不像颜回、曾参等人那样严格恪守孔子的儒家之道。他关注的问题已经不是复兴周礼，而是与时俱进地研究新的经世之学，并独创出了一套独具实践主义色彩的政治及历史理论。
（一）“小道”与“小德”
《论语》中子夏曾多次提到的“小道”，就是子夏实践本位学习思想的表现，《论语·子张》中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朱熹解释说“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2]，就是说一些小的学问其中一定蕴藏着大的道理，有些君子以“致远”约束自身，怕“小道”会阻滞自身前行。实际上，子夏的这句话，既包含了“小道不小”的含义，又隐含着对当时君子以“大道”自居，忽视社会实践的疑问与思考。在子夏看来，“小道”绝非是“小众”的，透过诸如“农圃医卜”之类的“小道”，以小观大，必定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果不是有非常深刻的社会实践体验，是不可能有如此深邃的认知的。由于出身的原因，他比其他孔门弟子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实践对教育、学习的重要价值，所以逐渐形成了以实践为本位的学习思想。
除了“小道”之外，子夏提到的“小德”，也有类似内涵。《论语·子张》中子夏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2]，意思是说，夫子主张的大德是绝对不可以违背的，但小节上可以灵活变通，这实际上是一种发展变化的务实思维，但却常常被拿来证明子夏目光短浅、贪图小利。从实践的角度视之，凡事不可能都是有章可循的，“小德”告诉君子应学会变通，从实践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子夏提“小道”是以“小道”研习“大道”，“小德”是用“大德”指导“小德”。前者讲从实践出发学习的问题，后者讲从实践出发变通的问题，二者的出发与指向都是实践。因此，实践观在子夏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而重视实践、求真务实的思想特色也正体现了子夏对孔子学说的继承和发扬。
（二）子夏对孔子实践观的继承与发展
子夏继承了孔子重视实践的教育思想，将其向更深处拓展，并躬身实践，亲力亲为。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为文”[2]，可见在“行”与“文”之间，孔子将行放到第一位，但孔子同时又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2]，由此可知，孔子虽将实践置先，但夫子自知相对文而言，实践仍较缺乏。其实，造成这种思想和行为相悖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孔子对实践的认识。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
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2]对比子夏所说的“小道”可知，孔子和子夏虽然都重视实践，但二者对实践的认识并不一致——孔子所言的“行”与“大道”相伴，子夏所理解的实践不仅包含“大道”所为，更涵盖了“洒扫应对”之类的“小道”，而孔子对这些并未过多留意，正如孔子所说的“君子忧道不忧贫”。
上述实践观不同是由孔子与子夏二人的出身和成长经历所决定的，所以他们二人对社会实践范围的理解是不一致的。孔子对子夏的行为思想一直持有不同意见，《论语·先进》中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2]意思是子贡曾经问孔子子张和子夏二人谁更好些，孔子回答说：“子张过分，子夏不足。”子贡又问：“那么是子张好一些吗？”孔子说：“过分和不足是一样的。”孔子也认为子夏的思想有些用力过猛，不予认可。子夏被儒家正统学派认为是投机，以至于子夏的再传弟子荀子也曾指摘子夏城府深沉：“正其衣冠，齐其颜色，俨然而终日不言。”[10]虽然子夏应势而为、不守窠臼，但子夏是一个有操守、讲气节的人，有人曾劝他当官，他回答：“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10]
孔子之后，儒家学说派系丛生，其中尤以曾子为代表的“洙泗学派”和子夏为代表的“西河学派”较为知名，曾子之儒大概能代表传统的孔子思想一派，子夏之儒则开始以实践为导向，更加注重外在的典章、礼法。从子夏开始，儒家思想以实践为本尝试与诸子之学融会贯通，而子夏之时代，正当春秋战国裂变时期，政局动乱、列国逐强、思想多源，社会现实的变化也促使儒家学说不断改良。
子夏行儒家大道的同时，他提倡的“小道”“小德”又成了法家思想的先驱。众所周知，法家并非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与子夏行“小道”“小德”的观点完全一致。子夏晚年创办的西河学派传授的儒家经典，也可以说成了法家政术思想的源头。韩非称“儒分为八”，但未言及子夏，说明韩非子就已经将子夏视为法家了；
吴起、商鞅变法都采取的示民以信的策略显然也是出于子夏之术。子夏注重君王用权之术，他说“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11]，尤其主张吸取历史教训，消除危机于萌芽之中。
从实践出发，不盲从理论，具有强烈的反思精神是子夏实践本位学习思想的灵魂。子夏所说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2]，这句话中的四个要素“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很好地说明了子夏实践本位思想的完整性。“博学”和“切问”包含了从实践中学。在实践中思的含义，“笃志”与“近思”则表明子夏在广博求索之余，化实践为己用的关键之所在是坚持己见，绝不随波逐流。
在宏观教育研究领域，一直有两大教育流派并存，即理论教育学与实践教育学，理论教育学回答教育“是什么”的问题，实践教育学回答教育“怎么做”的问题。近代西方实践教育学的鼻祖是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他著有《普通教育学》一书，核心观点之一即教师应积极促进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相互转化，二者的融合是教育开展的智慧，也是人类教育行为发展的趋势。国内实践教育学通常与理论教育学融合在一起，二者界限并不明显。近年来，以熊川武、常思亮等为代表的教育学者试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教育学体系①常思亮.专业实践视野下的教师教育改革[J].教育研究，2009（2）；
熊川武.实践教育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王延文，崔宏.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的现状分析及其评价[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03（6）。，其中心思想是紧紧围绕实践这一核心，特别强调在教育的各个主客体及各个阶段中引入反思、理解、智慧等概念，从而进行有效的教学与学习。
自古至今，知行合一的理论不乏，但形成理论及学派，则在于子夏及他的“西河学派”。现代的实践教育学所倡导的实践本位的教育思想同子夏思想有内在的契合之处，二者都注重实践在教育及学习行为当中的核心作用，都强调在实践学习过程中主动性地反思与理解，就这个角度而言，将子夏实践本位的学习思想视为中国实践教育学派的滥觞亦不为过。
当前的学校教育中，实践教育学倡导在素质教育中进行创新性教育，将实践的形式引入课堂教育，让课堂迁移到社会自然中。子夏以实践为本位的学习思想对当今素质实践教育改革的推行至少有下列启示：
第一，教育的目的应该指向实践。“学而优”的目的是“仕而优”，以实践为导向的学习必然会增强学习动力，提高学习效率。子夏十五岁从夫子游，主动以实践入学，他学习的目的是服务于实践。不同于当下有些功利性的教育行为，子夏认为“仕而优”后仍然需要不断学习，“仕”与“学”的辩证及促进关系勾勒出子夏实践本位学习思想的良性循环体系。
第二，教育的内容应该从实践出发。目前课堂教育是以理论教育为主、实践教育为辅，实践作为理论的补充形式存在，甚至在某些教育情境中实践教育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这与子夏实践为本位的学习思想相左，不利于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子夏擅于在用中学、学中用，并将二者融会贯通，这启示教育者在课堂理论教学之外，亦要重视“实践”这一第二课堂。当下国家正在义务教育阶段大力推行的研学实践教育，即是以中小学生为主体，以集体旅行生活为载体，以提升学生素质教育为教学目的，依托旅游吸引社会资源，进行体验式教育和研究性学习的一种教育旅游活动。研学实践教育的核心思想就是重视实践本身的教育价值，让学生从实践出发进行学科性、主题性探究，这是子夏实践本位学习思想重新焕发生机的教育回归。
第三，在实践教育中，注重知、行、思三位一体。子夏不弃“小道”，在“洒扫应对”中寻求真理，但绝不随波逐流，他仍然在“博学”之余“笃志”，在“切问”之后“近思”，这深刻体现出先贤子夏对知行结合、学思相济的深刻理解。当下研学实践教育活动的推行中，要避免只游不学和只学不游的情况，要通过设置引导式、探究式的研学课题，有目标、有内容、有评价地将学生纳入研学活动当中，通过研学导师的引导、组织、启发，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主体性，从而在实践中挖掘学生的潜能。子夏以实践入于学，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中继承夫子的学术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特色，即以实践为本位，上可入仕为官，下亦不忽略“小道”，在“博学”中兼采众长，在实践中以小观大，务实笃定又不流于功利，与时俱进又不放弃夫子之学。好学才能上进，好学才有本领，只有依靠学习才能走向未来。
在孔子去世后的六七十年间，子夏的办学成就与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子夏的教育思想在全面继承孔子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又在教育目的论、教学过程论、学习和借鉴历史、慎交益友等方面有发展创新。如果说《春秋》之学开创于孔子，则子夏正是将其学说发扬光大而形成后来的公羊学派、传经学派、谷梁学派三大学派的最早传承者。在先秦思想史上，子夏可谓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思想家。
后世对子夏的实践学理论不断继承发扬，这种在继承中发扬、实践中反思的思想精神是中国历代有识之士的一笔财富，司马迁、郦道元、苏东坡、毛泽东等一大批伟人的成长之路无不是在实践中升华突破。
2020年底，《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一书出版，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与大学生们交往、交流、交心的故事，真实记录了他对青年特别是大学生始终如一的关注、关心、关爱。总书记提倡年轻人要“自找苦吃”，机关年轻干部特别是刚走出“象牙塔”的“三门”干部，需要多到基层去磨炼、去“接地气”、去“自找苦吃”，在实践中锻炼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说与先贤子夏所提倡的实践主义的治学及学习思想一脉相承。眼及当下，当代青年更应以史为鉴，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与时俱进，切实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青年及大学生学习与实践理论的深层理念，领会先贤子夏以实践入学的务实精神与深厚内涵，巧妙利用广阔的社会实践平台，在特定的实践情境中领会、感悟、升华、提升，在求知探索、学以致用的同时获得更为盛大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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