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周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直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找到了彻底解决苦难的出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中国人才明晰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中国人才看清楚了近代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人也才明白了走向未来的路在何方。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必然逻辑。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才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由此，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
就个人而言，追求真理的一代志士只要认准了马克思主义，他们革命的一生也就开始了。翦伯赞(1898～1968)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既是革命家、政治活动家，也是史学家。翦伯赞一生在历史学领域奋斗、耕耘，而且学界一般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因为翦伯赞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正是因为他有了真理性理论的指导，才能大刀阔斧、开拓向前，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创建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理论发展史上，有两部奠基之作：一部是李大钊的《史学要论》(1924)，而另一部就是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1938)。“由于写作时代背景的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认识的差异，两部著作具有不同的面貌和特点。从《史学要论》到《历史哲学教程》，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奠基到充实、从学理阐释到参与社会改造的进展。”[1](P43)诚然如此，翦伯赞的著作已经深入到中国历史社会实际，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强烈地干预现实的经世治用的特点。
少年时的翦伯赞即怀有“实业救国”的理想，以至于他在1916年考学时报考了武昌高等商业专门学校，后来还到美国加州大学深造。然而美国这所驰名世界的高校却令他大失所望，于是他于1926年2月回到北京。当年3月18日就赶上并参加了北京的大学生和市民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举行的示威游行，但是游行被政府卫队镇压下去。示威游行的失败使翦伯赞明白了靠实业救国是不可能的，从此他放弃了“实业救国”的思想，转而南下投奔革命。大革命失败了，他又回到北京，在这里遇到了吕振羽。他们二人共同学习马列著作，并历史性地共同确立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历史学为武器投身中国革命的奋斗方向。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政治界、理论界开始对社会性质和国家前途进行反思。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1928年中共“六大”都肯定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但是，党内托派和国民党“新生命派”却大肆宣传大革命已经取得成功，中国已经实现独立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中国不需要革命的谬论。这种论调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歪曲，也是取消中国革命的荒诞言论。于是，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奋起反击。
对立的双方于1930年4月开始公开论战，翦伯赞和其他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也积极参加论战，支持中国共产党。是年11月，翦伯赞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的文章，直接批驳中国农村社会是“亚细亚的生产形态”的谬说。他分析指出，“中国的农村社会的本质，实在不是一个独特的或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而是封建的生产方法”[2]，而且，中国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入侵下又沦为半殖民地，所以中国农村社会在当时是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也只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此之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东方民族革命运动的过去与现在》《历史科学中的观念论及其批判》《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等，他的结论十分明确：第一，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
第二，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参加社会史大论战以及投身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战的实践，促使翦伯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到更高的层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基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论断，翦伯赞写出了他的史学理论著作《历史哲学教程》。
《历史哲学教程》是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翦伯赞怀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他在该书序言中说：“现在，我们的民族抗战，已经把中国历史推到崭新的时代，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世界史的前锋，充任了世界史转化的动力。为了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胜利，我们认为绝不应使理论的发展落在实践的后面；
我们认为，必须要以正确的活的历史原理作为这一伟大斗争的指导，使主观的努力与客观的情势的发展相适应。”[3](P1～2)翦伯赞以广阔的世界视野看待中华民族的抗战，充分认识到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历史哲学教程》不是泛泛的、空洞的花架子，其章节的设计以及相关的内容都经过了社会史大论战的熔铸。简单举例言之，比如，第二章“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讲到了“一般性与特殊性之辩证的统一”，翦伯赞对此有深刻的社会现实的认识，而且其中还具体谈到了社会大论战时所讨论到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与中国农业社会的问题、中国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以及当时有人提出的所谓的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等。又如，在第三章“历史关联性”中阐述“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辩证的统一”“从历史的关联性认识历史之全面的发展”等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他在最后一章阐释“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时也更加有针对性，这一章不啻是当时社会史大论战的总结，也是其历史哲学的落脚点。
《历史哲学教程》中的章节命题从整体上反映了翦伯赞在参加论战中所用到的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理论要义。张传玺说：“该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从本国国情出发的‘历史哲学’。”“该书一问世，不仅在出版地长沙发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就是在桂林、贵阳、重庆、广州、香港等地的门市上也被抢购一空。尤其是爱国进步的文化人士和青年学生，因读到这本充满爱国的、革命的、战斗的著作而精神为之一振。”[4](P24～25)可见此书切中时代脉搏，有拨云见日之效，所以该书基于唯物史观的历史学价值得到广泛的认可。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序言里明确表达了新史学家的历史使命：“我深切地希望我们新兴的历史家，大家用集体的力量，承继着我们先驱者努力的成果，依据正确的方法论，依据中国历史资料的总和，来完成中国史的建设，并从而以正确的历史原理来指导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斗争的胜利。”[3](P8)
翦伯赞是认真的、坚定的，正如前文所言，他要“以正确的历史原理来指导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斗争的胜利”。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才能产生真实的意义。关于这一点，翦伯赞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进一步来说，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历史的旧认识，从而建立起新的认识，其实也就是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可以看出，翦伯赞是一位十分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坚定的革命志士，而历史学是他战斗的有力武器。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做了重新论定，而且又通过社会史大论战使之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宣传，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这时，奋斗中的中华民族需要对中国历史有新的认识，需要明白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所以政界与学界需要解决理论的问题和道路的问题。翦伯赞认识到，必须从学理上反对封建旧史学体系，从理论方法上尽快建立起新的史学体系。因此，他编写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还计划编写一部新的中国历史。
实际上，早在1933年，翦伯赞就计划编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史论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救亡运动席卷全国，所以翦伯赞无暇专注写作。社会史论战结束后，他顺势写成了理论性著作《历史哲学教程》。其间，他并没有放下中国通史的写作，只是因为居所不定，为他的资料收集带来了困难。直到1940年，他来到重庆，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生活，而后才真正开始进行中国通史的写作。需要说明的是，1926年11月，翦伯赞在长沙时就流露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他的老同学董维键劝他先加入国民党，等机会成熟时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5月，经由吕振羽介绍，翦伯赞在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一直以历史学者的身份开展行动，他作为秘密党员的真实身份一直到1949年以后才被公开。
1940年2月，翦伯赞在党组织安排下来到重庆，1946年5月离开。在这里，翦伯赞完成了《中国史纲》的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1942年夏至初冬完成初稿，1944年4月出版)和第二卷《秦汉史》(1943年至1944年间完成，1946年7月出版)。他的两卷通史和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都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而翦伯赞的通史尤其充满战斗精神。当时的通史著作基本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评述历史，在体系和主要观点上往往不合理、不科学。因此，翦伯赞在第二卷《秦汉史》中说道：“秦汉的历史，直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看到一部完整的科学的著作。”[5](P3)正是这一富有时代性的现实需求促使他加紧了新的通史的写作，并于极短的时间内完稿。
刚到重庆之初，翦伯赞就在《读书月报》上发表了《中国历史科学与实验主义》，对胡适的某些观点进行批判。他认为，胡适把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用于中国史研究，观点粗浅鄙陋，容易迷惑人心，因此必须予以揭露批判，以正视听。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依据，指出了胡适的四个错误观点：一是历史发展并无客观规律，而是由人们的主观观念决定的；
二是否认历史发展中的革命事实之存在，主张只有一点一滴的进步；
三是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历史的发展只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
四是否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强调“个人”的历史作用，宣传英雄史观。[4](P25)在对胡适的批驳中，我们可以看到，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之后，在理论研究上继续深入，对于非马克思义唯物史观的批判更加得心应手。其后，翦伯赞写了大量论文，结集出版《中国史论集》第一辑(共20篇，1942年至1943年间写作)和第二辑(共18篇，1943年至1945年间写作)，都与他的通史写作相呼应，其立场、观点、方法和某些内容也被运用到两卷通史的写作之中。
翦伯赞的两卷本《中国史纲》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通史写作的一个范例。在理论上，他严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将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
在史料上，他充分利用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以及当时已有的考古资料、人类学资料和民俗资料。概言之，他以正确的史观和充分的资料书写中国历史并创立了一个典范。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他对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视。他主张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对史学界来说，一反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大汉族主义历史观，为以民族平等的态度撰述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树立了榜样。”[6](P76)类似言论体现出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素养。二是他对史料的重视。翦伯赞的著作向来以资料翔实著称，但是他既不是史料派，也不是史观派，而是对史观与史料有完整的认识。他认为，写史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史料，同时必须有理论指导，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一切史料就会成为废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才高度肯定史料的价值：“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
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
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7](P4)真正懂得理论、理论深厚的人，才懂得史料的价值与运用。从他这一段关于史料的著名论述中可以看出一位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料的理解是多么深刻。毫无疑问，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一、二卷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创作实践的一个伟大的范例，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对史料的全面发掘与使用，还是对中国历史的具体观点和具体人物的处理，都在向世人证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1943年5月1日，翦伯赞在《学习生活》上发表了一篇对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具有指导意义的学术论文《略论中国史研究》。这篇论文与他的两卷本中国通史的写作实践是相呼应的。他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澄清史学界研究上的迷雾，确立能系统地驾驭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方法。这篇论文发表的时间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当时的重庆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周恩来及时调整了重庆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工作策略。当时，翦伯赞深居简出，所以他的这篇论文也写得比较平实。尽管如此，他从未停止发声，从未搁置他的历史使命。
《略论中国史研究》一开头就直击要害，发人深省：“‘一部二十四史，从哪里读起？’这是中国历史研究者发出来的一声浩叹。这种浩叹，正是表现中国历史研究者，对于庞大的中国历史资料，没有方法来处理。”[8](P1)这是说，当时面临巨量的史料却不知所措。此前他在《历史哲学教程·序》中也说过，要“依据正确的方法论，依据中国历史资料的总和，来完成中国史的建设”[3](P8)，但是如何去做？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其实他在这里以平实的书写方式隐隐地点到了胡适以实验主义行乾嘉学派的旧方法和贩卖欧西历史研究的一些做法。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既是他的指导思想，也是他的研究方法。“研究历史的方法就是从历史事实中发见历史发展的原理原则；
再用这种原理原则去说明历史的事实。”[8](P2)如果说得明白一点，这个原理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要用它来紧扣中国的历史展开具体的分析研究，这才是科学的、切实可行的方法。他讲的第一个方法是要“看看大汉族以外的中国”，在他看来，“真正的中国史，是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其他诸种族的历史活动的总和”[8](P3)，“研究中国史，首先应该拋弃那种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之狭义的种族主义的立场，把自己超然于种族主义之外，用极客观的眼光，把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的诸种族，都当作中国史构成的历史单位，从这些历史单位之各自的历史活动与其相互的历史交流中，看出中国史之全面的运动与全面的发展”[8](P3～4)。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观，而要研究中国历史、讲好中国历史，必须首先建立起正确对待中国各民族的指导思想，这是具体的中国国情。这样的思想观念，这样的原理、原则与研究方法，提升了对中华民族的理解，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真正的整体看待。第二个方法讲到了“再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这里讲的是不可以把中国史与世界史割裂。他在史学认识上又进一步升华，讲到了中国史的特殊性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法则的关系，他运用历史资料和当时考古学最新成果十分简要精到地论证了中国历史其实是覆行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过程的，所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法则也同样贯穿于中国的历史发展。翦伯赞在文中一共讲了八条，每一条都切中了当时中国历史研究应该考虑与面对的具体问题。
在中国20世纪史学发展史上，翦伯赞的这篇《略论中国史研究》很少被人提起，更不被人重视，然而他所讲的一系列方法在今天看来已成为普及性的常识，其实这也充分说明了他和他的“战友们”对新史学的贡献。《略论中国史研究》并不完善，其后他又继续写出了《怎样研究中国历史》(1950)，重点阐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文章通俗易懂，却极为深刻，切中当时史家研究国史的弊端，即使在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两卷本《中国史纲》、《略论中国史研究》以及《怎样研究中国历史》，构成了一个整体，既有理论上的指导和方法论的规范，也有通史写作的样板；
他就像是一位工师巨匠，既有科学理论，又娴于技术与实物的制作。其后，他出版了受国家教育部委托而主编的全国高校文科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建构马克思主义新的史学体系，他在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做贡献。翦伯赞极其重视理论建设，但是他不空谈理论，而且他的理论也不是泛泛之谈，他创造了富含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史学研究与通史写作的切实可行的方法，他创造了中国通史写作的伟大的范例。
翦伯赞、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等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先驱的视野都是非常宽广的，因为他们是深入研究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人。尽管由于反动政府的封锁，他们起初未能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只能接触到从苏联、日本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翦伯赞的著述中，《翦伯赞全集》第八卷收入其中的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四种书也值得关注：前两种书《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1913～1932)》和《二战开始前后的资本主义世界论集》，是他分析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
后两种书《苏俄集体农场》和《二战期间的苏联论集》是介绍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的。
《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1913～1932)》，分上、下两卷，吕振羽作上卷，翦伯赞作下卷。在下卷里，翦伯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根据最新的材料，以严正的科学方法，深刻分析了自1929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的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国外的殖民地革命、国际资本间的矛盾对立与冲突，还有苏俄的存在等等，揭示了矛盾的来源，剖析了矛盾的本质，准确预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观察分析当时的世界形势，可见马克思主义在翦伯赞(和吕振羽)心中的真理性地位，不难想象翦伯赞从马克思主义中所获得的理论自信，同时也不难理解翦伯赞在《略论中国史研究》中“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所表现出来的令人佩服的对世界历史和世界局势的关注以及论述中外关系的深刻见解。
《二战开始前后的资本主义世界论集》共收录论文24篇，与其《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1913～1932)》互为表里。这些论文重点分析了一战到二战之间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情况、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以及新的世界大战的酝酿，又分析了二战之初“德苏协定”和“苏德战争”等具体问题。后面的两种著述是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关注，因为苏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成功范例。
尽管当时怀有救国思想的人都在盯着全世界看，在论战中无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多都在援引唯物史观进行论争，但是追赶“时髦”的居多，真正理解唯物史观的居少，而真正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现实问题的人更是少见。而翦伯赞却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真正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中国的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他正是在这样的实践中建立了宏大的世界观，形成了科学的分析力，并且在分析中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翦伯赞求学时并不是学历史的，他最初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所以他学的是经济。大革命失败后，他受到了中国当时初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看到了进步力量解救中国苦难的光明前途，确立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他放下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和吕振羽共同投身中国革命中，以历史学为武器，由实业救国迅速转变为革命救国。1938年，他在《历史哲学教程》序言中宣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绝没有闲情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
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3](P2)他又说道：“在目前，隐藏在民族统一阵线理论与行动阵营中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等等有害的倾向，都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
因而从历史哲学上去批判过去及现在许多历史理论家对中国历史之一贯的错误见解及其‘魔术式’的结论，是我们一个不可逃避的任务。”[3](P2)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他对中国的社会状况、对世界的局势保持清醒的认识。
翦伯赞要解决的是社会上对中国历史的认识问题，要让人们看清楚中国革命的道路，并对其充满信心。正是因为如此，他的历史研究从未脱离历史发展进程的现实。他从来就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革命而学术。在政治性与学术性难舍难分的革命年代，如何助推革命，是真正的主题。
翦伯赞的一生动荡不安，但是他的信念是坚定的。他始终保持一个革命战士不断奋斗的状态，关注国际国内发生的一切，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他要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新史学，揭露批判旧史学，并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他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并针对所遇到的具体环境、具体问题主动认领具体的任务，因此他总是遭到监视、追踪甚至追捕。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进行历史研究并建立新的史学体系的。在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学术谱系中，翦伯赞的特点是非常显著的。从根本上说，他就是一名斗士，史学是他的武器。应该说，他所从事的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事业，是中国革命的大事业，他和他的“战友们”所建立的新史学与中国革命的进程是一致的。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翦伯赞来到北平。新的奋斗历程开始了，他致力于废除旧史学、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史学。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之后，翦伯赞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后来又兼副校长。当时各大高校都在为学生开设各种马列课程，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中国新的历史学体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政界、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理解暴露出较为严重的肤浅、机械的弱点，真正能够像他一样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并不多见。新旧学者的交替，使实际情况格外复杂。在战争年代需要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唤醒民众，需要同旧史学斗争，需要同反动派进行政治、学术上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政治在此背景下紧密相连并无大碍，毕竟一切要为“革命”服务。但是，当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取得胜利，将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时候，各种问题便呈现了出来。因此，翦伯赞大讲历史学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力图实现思想观点的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之后的三四年的时间里，唯物史观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中国史学界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一切都和翦伯赞的努力分不开。
同时，二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论战时期所留下来的存而未决的一些问题又被提出来，慢慢地形成了讨论。1954年以后，讨论越来越激烈，甚至出现了高潮，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如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古代土地制度问题、中国古代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这所谓的“五朵金花”，成为讨论的最大焦点。翦伯赞认为这种讨论很有意义，有助于普及唯物主义，有益于提高史学研究水平，因此他积极参加了这场大讨论。为了统一认识，引导讨论的方向，翦伯赞于1961年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在《略论中国史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论述了八个问题，而且有了很大的提高。
遗憾的是，学术上的大讨论有时却很容易卷入“政治漩涡”。一些看不惯的人，慢慢地形成了对立；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有意识地颠倒黑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被说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翦伯赞在真理问题上决不让步，最终以死来捍卫自己信奉并为之奋斗的真理。
中华民族寻求真理，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性的选择。中国革命的实践已经证明：认识人类历史，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把握人类历史演进的规律与走向，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一经找到马克思主义，就将其奉为不可动摇的真理。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史学家才能真正正视中国历史、认识中国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才能得以建立并取得学术上的主导地位。
翦伯赞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先驱。他清醒而坚定地认为，中国的历史研究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是一致的、相辅相成的，而历史研究根本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因此，他认定了马克思主义，认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并且以历史学作为他革命的武器。他一方面作为革命家从事革命活动，一方面又作为一位学者从事学术工作。今天的历史学者已普遍接受了他们这一代先驱所建立起来的新史学体系、史学思想和对中国历史的基本叙述，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他对马克思主义无比坚定的信心和誓死捍卫的真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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