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德
(长春大学 文学院 长春 130012)
“文化资源安全”跨越了“文化安全”和“资源安全”两个领域。由于其视角比较新颖，相关研究还未全面展开。文化资源，顾名思义，是把文化作为“资源”来审视。文化不仅是人的创造物，更是人赖以生存的资源要素，具有与自然资源相似的价值。但是文化资源毕竟不同于自然资源，它具有鲜明的普泛性、共享性特征。因此，文化资源安全研究不宜照搬资源安全理论，也不宜完全与文化安全研究思路一致。以往基于现实主义角度的文化资源安全研究忽略了文化资源自身的独特性，使国家对文化资源的“获取”安全观难以成立。基于自由主义角度的文化资源安全研究虽然重视文化的“软力量”意义，但是在制度原则之下，文化领域有可能成为弱肉强食的丛林，弱势文化难以生存，更谈不上安全。基于建构主义的思考虽然重视文化的身份建构意义，但是在确定安全分析对象时文化仅仅是一个“背景”并不具有核心意义，即文化只关涉身份，而无关乎安全。这种情况促使研究转向关系主义视角，这种视角并非基于西方二元论，而是基于中国式的关系本位。
(一)关系分析
关系本位视角下“关系”是优先考察的对象。关系是关系素之间的联系，是关系素相互运动的表现，包括安全关系、威胁关系、竞争关系、合作关系等。关系素是关系运动中的最小单位，包含在所有关系之中。关系素不能单独存在，只能与其他关系素互相运动，才能确证自身的存在。例如，阴与阳、好与坏、大与小，每个关系素在比较中才能生存。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原理是关系素性质的最有力证明，即“通过投射本质力量到他者身上，才能确证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等无不如此。
关系素交互运动的力量，一是求异，二是求同。“求异”是指关系素不断地确证自身，追求与他者的差异，实现独立地位。“求同”是指关系素不断地将自身本质力量投射到其他要素身上，使其与自己同化，在同化过程中完成自我确证。两种力量交互作用，不会停止。我国传统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观点包含着这种理念：“分”就是求异，“合”就是求同。这两种力量强弱变化形成了不同的关系面貌。当“求同”强于“求异”时，就表现为合并、联合、合作、依赖；
当“求异”强于“求同”时，则表现为独立、抗争、分裂等。“求异”与“求同”也可以相互转化。当“求异”转向“求同”时，对分裂、抗争的追求就会转向合并、联合；
当“求同”转向“求异”时，对合并、联合的追求就会转向分裂、抗争。
关系素的交互运动构成关系体。关系体是关系分析的对象，由一对关系素及其交互运动关系构成。关系运动存在于每个事物中，因此每个事物都可以称为关系体。人、团体、民族、国家、国际组织、自然事物等，无一例外都是关系体。在关系体中，关系素之间相互确证自我(求异)，同时也相互进行他者同化(求同)。对于个体的人而言，他既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个性(求异)，同时还要向他者学习、模仿和借鉴(求同)，唯有如此才能成长。对于国家、民族而言，既要谋求独立自主，还要互通有无，唯有如此才能生存和发展。作为关系体，其产生的各种“行为”实质就是内部关系素交互运动的外在表现。
关系体的交互运动构成关系网。若干个人通过关系组成社团，即社团关系网。若干人口、社团、民族组成国家，就形成了一个国家关系网。最大的关系网就是全球关系网，包括了人际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家之间等各层次领域的事物。这就决定了每个人、民族、团体或国家都处于关系网中的某个位置，而且这个位置由于关系网的运动不断变化。例如，国家地理边界扩张或缩减、人口迁移、经济金融流动、意识形态改变等。关系网虽然由于关系体的多样性而复杂，但最基本的动力仍然来自关系素运动。
关系网是一个三维结构，除了空间维度外，还有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在国际关系领域表现为地缘政治，时间维度则表现为社会进化。关于时间维度，有学者称之为“过程”[1]。这有一定道理，说明关系素运动推动着关系网行进在历史的“过程”之中。通过“过程”，“互主性实践关系孕育规范、培育集体情感，并因此催生集体认同”。也就是说，关系素运动造就了关系体之间的身份、规范和情感。“求同”运动促成关系体之间身份、规范和情感的一致性、认同性，“求异”运动则会造成身份、规范和情感的对立性、拒斥性。例如，我国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互相融合，共同形成了中华文化规范、中华民族情感和中华儿女认同。再如，我国的香港、澳门已经在回归祖国怀抱的“过程”中构建了“一国两制”的政治认同。与此相反，台独分裂分子不断地强化自身“求异”力量，构筑对立矛盾，拒斥祖国的“求同”统一，于是便形成了求异与求同两种力量相互不断作用的历史“过程”。
(二)安全分析
理想中的安全是“客观上没有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主体间没有冲突”。现实中，这种绝对安全并不存在。现实中追求的是相对安全，是基于“关系”而存在的安全，即关系体“求同”的力量相互契合，“求异”的力量得到确证。
首先，安全关系中存在的是“关系体”，而不是“行为体”。一直以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无论哪种安全理论都将国家、团体、个体等称为行为体，甚至在基于中国历史与现实而建构的某些关系理论中也只能讲“‘关系’强调的不是行为体本身，而是强调行为体之间的互动”[2]，而不曾把“关系中的行为体”直接称为关系体。实际上，在理论建构中只要关注的是“行为体”，就无法跳出二元论。与此不同的是，“关系体”强调关系的根本性、原初性，是一种跳出西方二元论话语述事的第一步和重要一步。只有在关系中，“行为体”才能够获得存在的意义。安全关系中只能存在作为整体的“异同一体”“阴阳和合”的关系体，而不是各种分立的行为体，否则便没有安全可言。
其次，安全关系的“契合”，并不意味无差别。在关系主义视野中，关系体的“求同”是“求异”自我确证的方式。因此“求同”的契合实际是方式的契合，并不否认“求异”力量的存在，即并不消灭差异，这正是我国政府对外关系所要求的“求同存异”基本原则。求同的力量投射于对方，在对方形成一个力量的“蓄水池”，并逐渐被对方“求异”的力量消化，同时自身的“求异”力量得到确证。以我国和老挝贸易为例，通过中老铁路，老挝向我国出口天然橡胶、化肥、铁矿石等，我国向老挝出口钢材、机电产品等。这实际就是双向“求同”力量的投射，分别确证我国和老挝差异性的存在。由此，可以作出这样一个比较：现实主义者希望建“好篱笆”才安全，自由主义者希望建“好制度”才安全，建构主义者希望建“好规范”才安全，关系主义者希望建好“蓄水池”才安全。池里蓄积的是各方“求同”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建在边界线上，而是建在各关系体内部，这就是“契合”。
再次，安全关系中确证“求异”力量，并不意味着冲突。关系体“求异”力量愈强，“求同”力量就会愈强，因此，差异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冲突，也可以是合作。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蓄水池”的建设和利用。当双方“求同”力量在对方完成“蓄水池”建设之后，“求异”力量应正确利用使其灌溉发电而不是任由其泛滥成灾。也就是说，己方的“求异”力量应消化吸收对方的“求同”力量，使对方异质性融入己方，化对方为己用才可以实现契合性安全。理论上看，契合关系如果保持不断，双方就会不断靠近，趋于“合二为一”。但是这并不是终点，因为“求异”力量不断消化对方“求同”力量而获得发展，促使己方“求同”力量寻找新的契合方式，这就是螺旋式上升的“共赢”。
最后，关系主义的安全是关系体“共赢”。在关系体己方获得安全的同时，对方必须也获得安全，这就是“你安全我才安全”式的共赢。在关系主义者的视野中，世界是关系网，是一个整体，因此“共赢”不会止于一时一地。关系主义者的目标一定是“星辰大海”，绝不是“篱笆”或“制度”之内的一隅之安。可见，共赢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是关系体之间持续的相向而行和有无互通。《易经》“泰”卦坤上乾下，阴阳相向，卦辞所谓“小往大来，吉，亨”，正是共赢的表征。
(三)威胁分析
与安全相反，威胁是关系体间“求异”与“求同”两方面力量的矛盾造成“蓄水池”出现问题，即形成了威胁关系。
求异力量造成的“蓄水池”问题有两种类型。第一种，蓄水池缺乏威胁。关系体的“求异”力量极强，趋向于孤立，以至于对方“求同”力量无法建立“蓄水池”，导致关系体自我封闭，失去新鲜血液的支持，逐步枯萎死亡。对于国家或民族来说，故步自封是极大的威胁。如我国清朝末期的衰亡就是最好的历史教训；
当今的霸权国家搞贸易战、科技战，实质是坚壁高垒，阻止对方“蓄水池”建设，必然导致安全自残。第二种，蓄水池泛滥威胁。关系体的“求异”力量相对弱小，只能部分消化对方的“求同”力量。如果对方“求同”力量过于强大，就会导致无法容纳而发生洪灾。例如，贸易上的倾销、意识形态的强行推广、大国力量的威逼利诱等，这些强大的求同力量有可能突破己方设立的“蓄水池”。另外，关系体的“求异”力量缺少有效的方法，不能科学利用“蓄水池”，也容易导致堤坝垮塌。如技术主义、文化全球化、宗教信仰、网络信息、消费主义等力量，如果不能很好地消化利用，就会构成一定的威胁。
求同力量造成的“蓄水池”问题也有两种类型。第一种，蓄水池霸权威胁。关系体的求同力量特别强大，持续不断地向他者关系体扩张、输出，不断同化他者，从而威胁到对方关系体的生存和发展，成为对方关系体的威胁。例如，美国在文化领域施行霸权主义，向世界各国强力推行所谓“自由、人权、民主”，实质就是美国自身求同力量的无限制扩张，最终成为坚持正义国家的威胁。第二种，蓄水池孱弱威胁。关系体的求同力量极其微小，没有能力向某些强大关系体输入力量，也无法在对方内部构建“蓄水池”。在对方眼里就是一种无价值、无意义的存在，难以生存和发展。例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平洋某些岛国、非洲某些落后国家，在美国这样超级大国的眼中，其经济、政治及军事意义非常小，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忽略。这些国家难以获得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援助力量，往往发展缓慢。
求异力量造成的威胁直接源于自身。自身内部拒绝构建蓄水池，或者不能控制利用蓄水池，都会产生威胁。在对方关系体的激发之下，自身性质、能力所存在的不适应之处便会表现出来。求同力量造成的威胁间接源于自身。己方关系体的求同力量过度强大，或者过度弱小，都可以促使对方关系体产生相应的行动。这些行动会作用于关系体，成为一种威胁。表面上看，这些威胁来自他者关系体，但实质仍然根源于自身关系体，是自身性质和能力的间接表现。总体看来，威胁根本上就是关系体自身的、内部的问题。威胁的发现和消除，首先需要审视自身，从内部着手，养成健康强壮的肌体，构建起科学合理的“蓄水池”，不断改革、开放，在动态“过程”中不断调整。我国古人所云“反求诸己”，即意在通过对自身素质的培养和能力的提升来获得生存发展的安全外部环境。
要注意的是，求异和求同这两种力量在关系体的各个领域如政治、社会、经济、环境、科技、教育、宗教、意识形态等交叠重合，形成复杂结构。关系体互动实际就是这些领域之间的互动，这些领域均在对方关系体建立不同类型的“蓄水池”。由蓄水池引发的各类型威胁与各关系体和各领域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威胁不是单一存在的，也不是单向存在的。求异中包含求同，求同中包含求异。我们在发现威胁、分析威胁时，要注意采用关系本位的视角，时刻在关系中做好定位。
从关系本位的角度上，文化资源安全就是指国家自主地、持续地和广泛地利用文化资源并保持良好的关系状态和能力。文化资源安全的关系体是多元和多层次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家。文化资源利用是各关系体间交流的方式，其关系状态和能力关涉到国家安全。
(一)文化资源安全是国家“利用”的安全
胡惠林教授在《国家文化安全学》(2016年)一书提出，文化资源安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持续、稳定、及时、足量地获取所需文化资源的状态和能力，关系到保障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文化传统的维护”[3]。定义强调文化资源的“获取”安全，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观点。“获取”安全的理论前提是文化资源的稀缺性，但是，众所周知，文化只有在被众人共享、广泛传播的情况下才是最安全的，对于国家支持的主流文化而言，更是如此。一般而言，文化的稀缺性并不强烈。虽然个别文化资源具有“所有权”问题，但是这并不会消除“使用权”的广泛性，更何况多数文化往往是跨团体、跨民族、跨国家、跨文明的，还谈不上“所有权”问题。就此而言，文化资源的“获取”安全观点难以成立。基于关系本位安全观看来，文化资源的“利用”才是最重要的。
“文化资源利用”本质上是国家的一种文化治理活动。关于“文化治理”，有学者定义为“藉由文化以遂行政治与经济(及各种社会生活面向)之调节与争议，透过各种程序、技术、组织、知识、论述和行动等操作机制而构成的场域”[4]。此定义指出了文化和文化场域对于国家治理的资源性意义。“文化资源利用”就是国家视文化为治理资源，通过有效利用以实现国家安全。例如我国对于中华文化资源的利用。中华文化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精神观念，形塑和制约着文化氛围内的所有个人、群体和民族。中华文化资源利用，形成了中华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场域，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有效治理。我国各民族在这一场域内，和谐共处，实现了中华民族大团结。
(二)文化资源安全的自主性、持续性和广泛性
“自主性”是指文化资源利用以国家需求为标准，是国家关系体“求异”力量的表现。在文化安全领域，虽然国际社会、组织团体、个体等行为体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国家才是活动的核心角色。国家是国内或国际安全合作、安全互动等活动的组织者和实践者，文化资源安全体现的主要是国家利益。在优态共存思想指导下，“自主性”原则就是国家自主选择文化资源及其利用方式，国家间彼此尊重，合作共赢。相反，违背自主原则，必然导致对抗和威胁。例如前苏联，其解体的原因之一是未能牢牢掌握自己党和国家历史的文化思想自主权，而是将其拱手交给潜在敌人，最终陷入困境[5]。与苏联不同，我国极为重视历史文化，从未放松主动权。即使在“文革”之后反思思想方针之时，仍然保持文化思想在全党全国的稳定性。
“持续性”是指文化资源利用要保持长期性和稳定性，即国家关系体之间保持“蓄水池”相对平衡、稳定状态。对方国家文化资源“求同”力量持续流入，同时，己方“求异”力量持续消化吸收，保持平衡。与此相反，文化资源利用如果处于短期化和动荡化的状态，则会成为威胁的来源。例如拉丁美洲各国，在美国所谓“民主、人权、自由”等文化渗透和政治势力干扰下，一直动荡不安。国内左翼和右翼政党反复拉扯，难以形成统一的思想，使国家处于撕裂的状态中。这正是文化资源“蓄水池”不能持续利用的表现之一。
“广泛性”是指文化资源利用要立足于本国，放眼世界，吸收全人类文明成果，这实质就是“蓄水池”力量的多样化。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本国或本民族文化资源。我国《国家安全法》(2015年)明确指出，维护国家安全应“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要广开渠道，吸收他国或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无论东西方、种族、文明、区域、语言的差别，也无论古代、现代的不同，只要于“我”有利，均可视为“资源”吸收借鉴。相反，凡是封闭、拒斥、打压文化资源广泛性利用的人或物都有可能成为威胁的来源。
(三)文化资源安全不同于“资源安全”“文化安全”
必须要清楚的是，我们所讨论的“文化资源安全”不同于“资源安全”、“文化安全”两个概念。
资源安全通常指自然资源安全问题。关于资源安全的定义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强调自然资源的获取能力安全，认为资源安全就是获取所需自然资源的状态或能力的安全[6]；
另一类在强调自然资源获取安全的同时也强调自然资源环境的安全，认为资源安全是获取自然资源和维护生态环境处于良好状态[7]。文化资源安全，虽然也有“资源”表述，但并不从属于“资源安全”。一方面，文化资源属于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差异巨大；
另一方面，文化资源安全强调文化资源利用过程中维护关系的能力，而资源安全强调自然资源的获取能力。文化资源安全强调各关系体优态共存、相互契合的安全，而资源安全强调获取主体的生存处于良好状态。可见，文化资源安全凸显了人类在全球化语境中对治理、发展、自主、和谐、正义和先进力量的追求。资源安全则体现在资源供给能力的有限性与人类社会需求无限性的矛盾冲突中。
文化安全定义比较复杂，有人认为是国家“文化特性”的安全[8]，或者是“价值体系”的安全[9]，也有人认为是国家“文化主权”的安全。这些认识都不同于文化资源安全。其一，文化资源安全与文化安全都关注文化领域的安全问题，但关注点不同。文化安全的“文化特性”论和“价值体系”论主要关注文化本身的特质问题，“文化主权”论则主要关注国家管控文化的权力问题。文化资源安全重点关注文化利用问题，即在资源视角下文化利用如何实现安全。其二，由于文化资源安全关注文化利用问题，因此呈现出开放、积极的动态特点。文化安全关注文化的特质或权力问题，因此呈现出封闭性，倾向于静态安全。文化资源安全与文化安全两者各有侧重，但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前者为“动”，后者为“静”；
前者追求“利用”，后者坚守“特质”；
前者“开放”，后者“固守”。
(一)文化资源安全关系体
文化资源安全关系体，是指在文化资源利用活动中构建安全关系的各成员。整体而言，由于文化资源不像自然资源一样具有“占有性”“排他性”，而是呈弥散状态存在于各类人群中，因此关系体成员的标准便难以确定。考虑到关系体的两个核心特征(一是具有“求异”和“求同”力量，二是两者之间互为运动前提)，可以将关系体划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按文化资源安全的组织划分，包括国际社会、国家、地方(如村、镇、区、市、省等)、企业、社团等。这一类关系体边界相对清晰，边界内外的文化资源存在差别，同时又存在交流互动。
二是按文化资源安全的领域划分，主要包括民族界、宗教界、教育界等，其他如政治界、经济界、军事界等也是与文化资源安全相关的领域。这些领域均是文化资源安全关系体交互运动的重要主体，他们在文化资源利用问题上虽然没有明确的边界，往往与其他关系体有重叠处，但“求异”和“求同”的力量很强烈，异质性鲜明。
三是按文化资源安全的层次划分，主要包括国际体系、国际子系统、单元、次单元和个体。这是借鉴建构主义安全理论的“层次法”划分的：联合国、国际社会等属于国际体系，东盟、欧盟以及各类国际组织属于国际子系统，国家、民族、跨国公司等属于单元，国内的官僚机构、社会团体等属于次单元，群众、网民等属于个体。各层次内部及其关系体处于互动中。
在各类关系体中，国家是文化资源安全最主要的关系体。一方面，文化资源包含国家意识形态、民族情感、历史积淀等各方面内容，关涉国家稳定、团结和发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另一方面，文化资源具有分散性、普泛性，必须由国家来协调各关系体，统筹推进活动。更重要的是，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关系体，是文化资源国际交互运动的推动者。作为关系体，国家的“求异”力量即国家区别于对方关系体的特质，体现在国家历史、国家制度、国家法律、国家精神等方面，最核心的是国家主权。国家“求同”力量即国家向对方关系体投射力量，获得展示，从而确证自身特质。这方面主要体现在国家内部的治理活动和对外的贸易、军事、文化、金融、政治等领域的活动。国家的“求异”和“求同”力量是一体的，互为前提，不可分割。
要说明的是，国家关系体重要并不意味着其他关系体就不重要。事实上，各类关系体在文化资源安全中缺一不可。所有关系体之间均处于互动中。
(二)国家关系体互动
现以语言资源为例来探讨国家关系体之间的互动。语言是国家极其重要的文化资源，语言资源的互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当今世界，科技前沿成果中多数用英语来报告，互联网信息中多数是英文，计算机工作语言也是英文。英语在国际政治、经济商贸、信息交流等各个领域广泛运用。这实质是英、美国家的“求同”力量向世界各国投射的表现。这种投射的基本动力源自英、美国家的“求异”力量，表现为强烈的个人主义和物质追求，基于此，西方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搞殖民扩张，进行工业革命和高效的科技发明。我国自身的“求异”力量并没有完全拒斥这种“求同”，而是进行消化和吸收。1983年，我国把英语列为“高考必考科目”，1984年开始把英语作为中学必修课程。到2000年，英语也成了小学的必修课。目前已经呈现为全民学英语的状态。这场轰轰烈烈的英语学习运动实质就是充分利用英语资源“蓄水池”。经过20余年的消化吸收，英语成为我国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发展的有效资源工具，各方面获得大幅进步。进入21世纪，我国各领域获得快速发展，“求异”力量得到极大提升，促使“求同”力量不断发挥作用，汉语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和需求越来越大，英国把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建立了欧洲最多的孔子学院[10]，美国则发起了“百万强”项目，要求将汉语学习推广到美国各地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11]。这些现象表明英美国家实际正在接受和消化汉语“蓄水池”。
语言资源互动过程中必然存在危机。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讨论“汉语危机”问题。但是必须清楚的是，危机是在接受英语“蓄水池”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如果拒绝这个危机，就会把“蓄水池”转变成“篱笆”，成为现实主义指导下的语言安全论；
如果就此问题展开国家谈判，通过“制度”以避免危机，就成为自由主义指导下的语言放任自流；
如果希望通过语言文化建构国家双方的身份认同，就会转变成建构主义安全论。事实上，此三者都不能解决危机问题，非但不能解决，还会导致严重问题，或者汉语消亡，或者因为身份认同问题而产生冲突。
(三)国家与民族关系体互动
现再以文化遗产为例，探讨国家与民族关系体互动。我国拥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居于“国家”之内。从关系角度看，“求异”与“求同”两种力量在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都存在。民族的“求异”力量是指区别于对方关系体的异质性(一个不同的人群)，它推动着“求同”力量向国家关系体确证自身。这种“求同”力量的具体化之一就是文化遗产。同样，国家的“求异”力量显然不同于民族，它推动着国家“求同”力量向民族关系体确证自身，这种力量的具体化之一也是文化遗产。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都是文化遗产，有一致的表现形式即都是历史、制度、语言、建筑、工具、艺术和生活方式等等，但两者含义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是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结晶，凝聚着民族的全部历史。“国家的文化遗产”是国家积累的财富，是生产建设的资源，体现着国家意志。这两种“文化遗产”分别在对方形成“蓄水池”，需要各自消化吸收。各民族关系体在消化之后形成国家认同，而国家关系体在消化之后形成国族思想即“中华民族”。新时代，我国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国家关系体对56个民族“蓄水池”消化吸收的表现。同样，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各领域事业繁荣昌盛，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即使某些西方国家不断挑衅也无法得逞。这显然是各民族消化吸收国家“蓄水池”的表现。文化遗产在国家与民族两关系体的互动中获得安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文化遗产安全需要三个根本条件，一是一体的国家民族(中华民族)，二是具有国家认同的多元民族，三是两者之间的互相交流运动。这就决定了文化遗产的“安全”并不是一个绝对固化的状态，而是发展变化中的安全。当然，也不是文化“获取”的安全，而是文化“利用”的安全。
由上述可知，基于关系本位的文化资源安全分析框架是这样一种结构：
其一，文化资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领域”。该领域是“特殊类型的互动”[12]。也就是说，文化资源安全领域是国家安全的一个侧面。文化资源安全分析必须以国家安全为背景。
其二，文化资源安全分析要确定关系体。既要确定具有威胁性质的关系体(存在性威胁)，也要确定被威胁的关系体(威胁的指涉对象)，同时还要确定被威胁的内容(文化资源利用)。
其三，关注关系体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蓄水池”。蓄水池的生成、存在、持续以及变化可以造就关系体的身份、规范、情感和认同等属性。
其四，文化资源安全分析要制定可行的应对措施。要明确保障安全的关系体，制定避免威胁的方案，采用相应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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