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羽佳
（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094）
国内图书情报界对“图书馆精神”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彼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始成为时代主旋律，部分刊物组织了“精神文明与图书馆”专题征文，产出不少成果。进入本世纪后，在回顾与总结我国图书馆现代化事业建设进程的背景下，中国图书馆学会将“百年图书馆精神”作为2004年年会的分会主题。2005年，随着“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的展开，关于“图书馆精神”的研究出现了理论成果产出的高峰。在图书馆面临各种生存挑战的今天，“精神”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对“图书馆精神”的再解读既是一个为图书馆智慧转型重塑生存范式的契机，也是对当前弘扬时代精神的回应。
纵观四十年来“图书馆精神”的研究文献，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视角。2004年以前，学者们主要强调它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性，认为“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事业成功经验的首要”[1]和“知识自由的制度保障”[2]。他们或从先驱者如杜定友、韦棣华、沈祖荣、裘开明等人的言论和事迹中提炼出个体精神——敬业、爱书、利人等[3]，以“图书馆四代人的高贵心理品格”[4]展现图书馆行业的整体风貌[5]；
或从图书馆的建设历史总结图书馆百年发展历程中的“行业精神”[6]。伴随“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的兴起，“图书馆精神”的解读呈现多视角、多层次、理性化的特点，涵盖概念、内容、本质、特征、历史进程[7-8]、实现方式[9]、工作效应[10]、制度基础[11]等。此外，“图书馆精神”与其他观念范畴的相互关系也有所涉及，如与大学精神[12]、时代精神[13]、价值观[14]、法律制度[15]、权利保障[16]的作用与矛盾张力等。学者们开始构建“图书馆精神”的概念体系，特别是程焕文和范并思两位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该领域的研究从一般意义层面跃升到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层面。在此基础上，学界又进行了许多拓展性研究。如，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发表的“图书馆精神跨学科历史思考”系列论文，不仅澄清了“图书馆精神”的基本问题[17]，还将“图书馆精神”的解读扩展到社会载体[18]、历史阶段特质[19]、当代职能价值[20]等范畴，为基础理论层面的研究增添了新的理论进路。
“图书馆精神”的求索之路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思想的争鸣，其中不能不提到黄俊贵与程焕文关于“图书馆精神”研究现状的精彩对话[21-22]。不论是黄俊贵对“泛论图书馆精神”的质疑，还是程焕文对“非理性”“不客观”的反驳，怀疑与反思本身就是学术精神和“图书馆精神”在图书情报理论研究者身上的生动体现。诚然，精神的范畴不能盲目扩大，但对精神的弘扬和探讨却始终必要，它不仅在本世纪初回顾图书馆事业和历代图书馆人奋斗品格的情境下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在历经现代性危机的当今也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近十年，图书馆事业进一步发展，业务更加精细，精神的引领作用也越来越被肯定。基于这种肯定，“图书馆精神”的研究逐渐倾向于其弘扬途径的实证研究，探讨培育“图书馆精神”的方式[23]。这些研究经常从个案分析入手，如克利夫兰公共图书馆[24]、辛文助学会[25]、岭南模式[26]等，同时具有贴近时代的具体性和可行性，将“科学与人文结合消除数字鸿沟”作为精神层面应对数字网络时代挑战的举措[27]，并借呼吁“图书馆精神”的复兴促进技术与人文关怀的融合[28]。
整体来看，学界对“图书馆精神”的解读多是在职业精神范畴内进行的，如学者们所言，“图书馆精神”是引导职业行为的职业（行业、事业）精神[29-30]，是“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人应有的职业理念和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追求”[31]。“图书馆精神”的缺失是馆员职业懈怠的主要原因，因而榜样教育是培育“图书馆精神”、缓解职业懈怠的有效措施[32]。基于职业精神的“图书馆精神”还衍生出“学科精神”“制度精神”等精神层次[33]。作为在图书馆行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观念认识，“图书馆精神”首先肯定是一种“职业精神”，精神动力促使责任意识形成，进而建构起职业信念。如果借助哲学的研究进路将职业（行业、事业）精神的本源作更进一步的阐释，关于“图书馆精神”的研究就超越了一般伦理层面。事实上，“图书馆精神”的哲学解读早在“百年图书馆精神”大探讨之后就开始了。如，孙腊梅和储流杰从本体论的角度将“图书馆精神”的本质总结为“主体对知识的虔诚信仰和对知识传播的勤勉笃行”[34]；
陈纪建将职业精神的“图书馆精神”称为“狭义图书馆精神”，基于哲学解读的“图书馆精神” 称为“广义图书馆精神”[35]；
罗欣等对“图书馆精神产品”所蕴含的哲学属性和价值构成进行了系统分析，将其视为“社会精神产品的组成部分”和“精神生产劳动者的智慧结晶”[36]；
余昌俊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为理论视域，指出“图书馆精神”要经历“感性、知性和理性这三大环节才能最终完成”[37-39]。图情学界一直具有肯定哲学对图书馆学指导意义的思想传统，沿袭这种传统，学者们不仅将“图书馆精神”视作“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新的学术增长点”[40]，指出图书馆精神“苍白”的“贫困”需要哲学的助推[41]，更认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树立人文主义的图书馆精神”[42]。
已有的对“图书馆精神”的哲学探讨，主要是从知识角度来谈“图书馆精神是什么”，即把“图书馆精神”当作一个确定性和对象性的事物来看待，属于哲学认识论的解释路径。“精神”是统领意识、观念和思想的概念范畴，也是哲学史，特别是哲学进展到认识论以后最常被探究的对象之一。在现当代，生存论的兴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与存在主义哲学具有密切关联的思潮中，人本主义和精神分析正是其主要议题。克尔凯郭尔、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萨特等典型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在关注“现实的个体存在”基础上开启了哲学的生存论转向，“生存”代替“本质”成为新的范式。事实上，“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命题也是符合哲学史的逻辑演进的，如海德格尔所言，“存在”或“存有”总是先于“本体”或“本质”的更为基础的存在，“本体论”（本质学）应该是“存在论”的派生样态[43]11-15。“图书馆精神”是基于图书馆的现实存在本身而存在的观念意识形态，它具有具体的现实内容，概念化的对象性认识不仅无法触及“图书馆精神”的根本，相反，越深入的剖析越有可能让“图书馆精神”陷入抽象物而同图书馆存在对立起来。作为人的精神在图书馆行业的具体体现，“图书馆精神”是有别于一般“纯粹精神”的“精神”，它不仅是一种内在意识活动，更天然蕴含着精神的实践表达，即精神的外化。因此，从生存关系的角度切入时，“图书馆精神”的职业伦理意义更具始源性；
从职业行为中产生出来的、体现职业价值的职业观念——“图书馆精神”，在生存论的视界下方能成为对图书馆职业内涵的本源解读。
生存论是“图书馆精神”最适切的解释进路，“图书馆精神”应当是一个“生存”问题。这并不是说，从认识论来谈作为职业精神的“图书馆精神”就没有价值，而是强调，这样一种源自实践的生存着的“精神”，基于生存论的哲学解释更能体现其生存实践本质。精神的崇高与美好，在完成了实践主体的生存现实确证时，方能更深刻地展现其超越的本性。“图书馆精神”基于图书馆的存在本身而存在，是图书馆存在状态的反映与存在方式的展开，它以图书馆的现实活动为基础，以满足图书馆主体生存发展的内在需求为旨趣。
“图书馆精神”源于图书馆实践，这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已充分阐发过“物质决定意识”“社会生活本质是实践的”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精神”寓于现实之中，“精神”的本质只能在与“存在”的具体关联中开显。图书馆的出现缘于人们学习知识、传承文化的现实需求，发展于人们搜集、记录、整理、利用信息资料的实践活动，依赖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图书馆的“精神”之维需要在图书馆的现实存在中确证，它包容在人的实践总体中。
曾有学者区分了两种“图书馆精神”——“理论图书馆精神”和“实践图书馆精神”，旨在强调“图书馆精神”的实践本质[44]。“两种精神”的思想体现了“图书馆精神”知行合一的特点，强调了它是图书馆客观存在和人对图书馆主观认识融合的产物。图书馆是人所创造的知识世界和文化世界，人在图书馆的实践活动就是改造自己主观精神的过程；
作为社会文化存在物的图书馆，它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为自身展开新的可能性，表征着主体生存的自主选择与主观体验，图书馆本身就是同时体现客观实在和主观精神的场所。“图书馆精神”揭示着图书馆存在与实践的内在关联，指示图书馆实践所能达到的生存境界，它既具有“精神”的特点——主观性，同时，作为实践的反映，也体现着一种客观实在性。
生存是一个具有过程性的概念，精神关联着生存的动态和多样性。“图书馆精神”内生于图书馆的发展进程，人们对图书馆的认识反映着图书馆存在的发展状况。图书馆员的职业伦理、价值观念，图书馆学的理论旨趣、文化追求等观念层面的东西，随着图书馆存在与发展的现实转变而具有不同的特点，图书馆的改革和转型，始终蕴含着基于精神的内省。通过对图书馆存在危机的反思，图书馆人找到了图书馆的生存核心价值，牢牢把握住了图书馆的功能本质——对知识的收集、传播和处理，使图书馆的发展满足智慧时代的用户需要。这种经由精神的意识反省，寻找实践中的不足，进而解决生存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矛盾的过程，体现着图书馆生存与精神的自为统一。“图书馆精神”同图书馆“如何生存”和“怎样生存”的回答是紧密相连的。
“精神”神圣而不神秘，它的“神圣”在于对实践的重要作用，它的“不神秘”在于总能够通过实践让精神到场。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让精神升华，也让生存得以展开。将“图书馆精神”的现实根源强调为生存，也就同时强调了图书馆存在意义和发展方向的探索途径。生存总是筹划着自身以及面向未来的生存，它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面向未来的发展才符合生存本质。“精神”表征着一种面向未来生存的可能性，这种表现为潜能的可能性需要依靠实践来转化为现实性，“图书馆精神”最终也需要有体现的载体和落实的标准。生存论的解读，将“图书馆精神”与图书馆的现实存在关联起来，揭示了图书馆意义性存在的根本，使源于现实的图书馆实践蕴含着对现实的超越，实现从存在的有限向生存的无限的跃迁。
“精神”是主体能力的反映，人是图书馆的实践主体，图书馆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产物，图书馆实践是反映图书馆人创造性力量的经验活动。“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主体的意识选择，体现主体基于实践的自觉能力。人在形成明确的自身认同以后才能自由自觉地在图书馆中从事现实活动，使“图书馆精神”充满主体“自性”的光辉。图书馆的精神危机归根结底是由人的主体性匮乏造成的。
阮冈纳赞关于“图书馆是生长的有机体”的命题是图书馆界公认的原理，它表明图书馆应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的存在。这种存在只因“人”的在场而成立，因此所谓“图书馆机体”实质是“人与图书馆”的机体。图书馆的生存依赖于“人”这一特殊的“在者”。图书馆的现实存在中蕴含着人与图书馆的关系，它们维持着动态的平衡，也凸显着内在的张力。具体表现为：人以对待客体的方式同作为对象的图书馆产生关系，使图书馆及其资源“人化”，图书馆在这种关系中生成属人的价值。图书馆为人提供服务，同时在服务的实践中改变自身。经由人的实践建设和发展的图书馆，不仅是一个认识论上的“世界”，更是一个围绕着人的精神活动而生成的综合世界。因此，“图书馆精神”是向人开显出来的意义和价值，它在人与图书馆的有机体中持存，使图书馆成为包括馆员与读者在内的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场所。
图书馆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人具有求知的本能，需要获取知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基于这种内在的需要，人以实践行动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创造了图书馆这个知识和文化世界。图书馆作为提供知识服务的场所，人在其中进行的实践活动主要是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人与图书馆的关系因主体活动能力的增强而变化，图书馆的功能也因此不断被拓展，“人－图书馆”机体的生存活力是由主体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的。在信息时代，资源的数字化和便捷化曾使图书馆的不可替代性减少，这也是美国学者兰开斯特提出“图书馆消亡论”的现实原因。但图书馆通过不断地改革实现了生存变革：资源服务从纸本、电子到纸电一体；
知识服务从借阅、咨询到学科评价；
空间服务从藏书库、学习平台到信息交往……无一不是图书馆主体创造性力量的体现。这种力量反映的是主体的智慧意识，它强调向智慧转型的图书馆应成为启迪主体（馆员与读者）智慧的场所。精神与人的自我超越本质是同一的，“图书馆精神”在提升主体实践能力的同时，不仅解决了主体性匮乏的危机，也促使主体在创造性的活动中实现自我。这就是“生存－实践”范式下的“图书馆精神”对图书馆存在状态的超越，体现了“图书馆精神”的前瞻性。
“图书馆精神”不仅是对图书馆存在现状合理性的肯定，也反映了图书馆生存理想信念的可实现性。图书馆作为知识、文化的存在形式，其目标是成为一个开放的知识获取环境，“图书馆精神”所开创的生存世界为人实现知识的自由获取提供了空间，让人能够摆脱束缚，自由地实现自己的创造性本质，图书馆才因此被注入了生命力和活力，焕发着新的生机。人与图书馆共同生长，图书馆才是“活生生的有机体”。生存论是最能赋予图书馆“活化”意义的解释进路，也是“图书馆机体论”的哲学根基，它使图书馆的自我完善与人的自我实现真正成为图书馆的实践指向。
“图书馆精神”赋予图书馆存在的意义，是图书馆存在价值的彰显。海德格尔曾说过，一切价值问题必须回到生存论上才能获得其始源性根据[43]76。生存价值是实践的价值，它基于实践展开，以实践为导向，是实践活动的评价尺度，因而也是图书馆核心价值的最高统一。“图书馆精神”建构着生存的价值，一方面强调物性与人性的统一，重塑图书馆的智慧生存范式，另一方面鼓励技术与人文的融合，发展当代图书馆的新伦理。
4.1 理性价值：智慧精神的深层直观
从词源上讲，“精神”是一个关乎感性、代表着情感体验和自由意识的概念，它本身并不十分强调理性思维。“图书馆精神”也不是解释图书馆现象活动或分析图书馆本质、总结图书馆发展规律的理性范畴，图书馆的实践行为本身更多是一种感性经验活动。但精神依然具有理性价值。“图书馆精神”的理性价值就体现在，它能够对生存着的图书馆给予积极的思想指导。当前，数字化、智慧化转型是图书馆面临的历史发展境遇，智慧图书馆该具有何种样态的“智慧精神”是图书馆现实存在的理性反映。
在关于“图书馆精神”的探讨中，已有学者将“图书馆精神”视为对图书馆价值的追求，认为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观蕴含在“图书馆精神”中。将“精神”与“价值”进行关联是有意义的，在“生存－实践”的范式下来考察这种关联，“图书馆精神”成为图书馆价值实现的内在驱动力就具有了合理的根源。令价值关乎生存存在，是从知识价值的人文主义角度和从生存价值的实践原理角度去解读“图书馆精神何以是图书馆价值的彰显”这一命题之差异的关键所在。生存的价值是基于实践而实现的“存在”的价值，是统摄图书馆价值的核心，它使“图书馆精神”成为了“解释图书馆”的理论维度与“改造图书馆”的实践维度的联结点。
科学技术在人类知识文明体系的中心位置决定了其在图书馆应用的必然性，技术的发展对图书馆的工作内容、理论走向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当前时代，精神向物质的转化一定是历经一定技术手段达成的，图书馆价值的实现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智能技术颠覆了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在丰富图书馆业务的同时，相对地削弱了图书馆原有的人文关怀，精神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精神缺失带来的价值缺场和信仰危机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其表现是人痴迷于实证主义的理性而遗忘了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结果是工具主义泛滥、真理与价值失衡，这也是“图书馆消亡论”的时代因素。
图书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能被理性遮蔽，但对工具理性又不能完全拒斥，而是要使其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图书馆精神”是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键——它不是强调技术或服务某一方，而是承认物性与尊重人性的统一，弥合技术与服务的对立。真理与价值之间矛盾的解决依赖于价值观念体系的重建，而后者依赖于重塑智慧转型时期的“图书馆精神”。将理智的物性赋予人性，操作中自然就内蕴着智慧。图书馆员应具有建立智慧时代图书馆生存范式的自觉，这是塑造图书馆的“智慧精神”、成就图书馆“智慧服务”的内在要素。
4.2 伦理价值：人文精神的传达表征
“精神”是“伦理”的内核，它以内在主动性弥补对外在规范遵循的不足。“图书馆精神”和“图书馆伦理”都具有引导行为、约束活动的功能，但前者侧重“自省”，是追求图书馆事业信仰的内在维度；
后者侧重“调整”，体现着图书馆职业规范的外在强化。正是这种“内”与“外”的差别，决定了“精神”能够具有“伦理”所不具备的超越性。有了“图书馆精神”，馆员才会真正地认同图书馆事业，更自觉地遵守图书馆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精神对伦理的调整，比伦理本身的调整功能更为根本。
“伦理”意味着主体的价值选择。在“生存－实践”的范式下，“图书馆伦理”这个原本基于主体责任和行为规范的概念就成为了一种关系着图书馆生存价值的生存伦理，它超越了传统图书馆伦理学的范畴，将“不做”与“应做”的“是”与“否”的矛盾，转换为“能做”与“善做”的“行”与“好”的问题。图书馆伦理学也往前推进了一步，它不再主要与道德和行为规范相关，而是主要与人的需求和实践方式相关；
它也不再依靠个体的价值观念和职业信仰，而是依靠共同体的自主意识和发展追求。
生存论的“图书馆伦理”与生存论的“图书馆精神”都是一种基于人学的解释进路，二者都体现着图书馆人文本质的实践原则。“伦理”的基本前提是人文关怀，“精神”则包含着对人之价值的确信、认同和追求的理念。图书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形成之初就肩负守护与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人文理想，如谢拉所言，图书馆的本质是“人文主义的”[45]。现代图书馆更应是一个以人为核心的服务场所，它在与人的对象性关系中生成着属人的性质。作为一个传播文化的知识世界，图书馆对知识需求的塑造和文化内容的构建表征其人文精神的本质特征。
在以人学和生存论解读“图书馆精神”的路径下，“图书馆伦理”就成为了保证图书馆服务真正契合人之发展需求和以实现人之价值为终极目标的伦理，它表现为追求卓越、尊重他者的精神与德行，并更合理地将图书馆智慧发展的目标落实到提升馆员基本素质和职业修养的具体实践上来。正因如此，“图书馆精神”才能够称得上是 “对图书馆事业人文理想的坚持”[46]。缺失人文精神的图书馆并非真正的“智慧”，技术与人文的融合是智慧图书馆的建构要义。
“图书馆精神”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却是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因为精神总是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不同时代彰显不同精神，反映在理论研究上自然会形成不同视角。本世纪初，“图书馆精神”研究的焦点之所以更多在图书馆事业的意义层面，是因为彼时，基于社会平等服务和信息自由理念的图书馆建设初具成效；
历经十年发展，当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步入科学理性的阶段时，对“图书馆精神”概念阐释的体系结构自然就建立起来。当前，图书馆的生存发展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外在信息环境与内在知识需求之间的张力，设法使图书馆继续处于知识生产的核心和人类精神实践的中心，是重塑新时代“图书馆精神”的目标，也是新的生存挑战下“图书馆精神”的复归途径。在容易迷失精神信仰的当代，对“图书馆精神”的哲学自省是重建图书馆“现代性”反思的必要路径[47]。因此，以哲学生存论为进路解读“图书馆精神”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拓宽图书馆学认识论的视野，辨明了“图书馆精神”的学理根基，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另一方面，生存论是对存在意义的本源性解释，体现图书馆的实践指向，使“图书馆精神”成为巩固图书馆建设合理性的解答，有助于重建智慧转型时期的图书馆伦理。
精神总是观念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是观念的升华。十九大以来，弘扬精神成为我国观念体系建设及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课题，其中，“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是被重点强调的精神特质。我国图书馆事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反映图书馆存在与发展进程的“图书馆精神”进行再诠释，是对当前弘扬精神的时代课题的回应。而生存论的解读，揭示了精神对于提升实践主体生存境界的强大力量，将造物成人的“工匠精神”和求真创新的“科学精神”合理地内化在“图书馆精神”中，是“图书馆精神”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工匠精神”是一种全身心投入和寻求极致的工作状态，包含着爱岗敬业的道德维度和精益求精的实践维度。“科学精神”是强调理性、怀疑、批判和创新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它预设了“认识源于实践”的基本前提。可见，“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本质都是一种实践精神。“科学精神”促使馆员持续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科学素质和信息素养，以适应图书馆数字化智慧化发展的需要；
“工匠精神”令图书馆的实践具有匠心，指引馆员敬业精益、追求卓越。二者共同展现了强调突破与革新的新时代图书馆的生存精神。
生存论视阈下，“图书馆精神”是一个兼具现实感和终极关切的命题，蕴含着解决图书馆发展困境的信念和方法，使图书馆的存在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中实现合人性的价值统一。当然，图书馆发展中的问题不能全部归因于“缺少精神”，也不能完全指望通过建设精神来解决，思维着的精神需要与完善的制度保障形成合力。但是，我们总要不断去追问图书馆精神“为何”，因为它代表着追求图书馆完美生存的目标，而这种追求卓越的理想信念，须经实践的自我否定才能真正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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