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辉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从哲学视域来看，关于共同富裕的考察需要从多个维度切入，从物质性与精神性、真理性与价值性、规律性与能动性、总体性与差异性以及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中去把握，才能深刻、全面和准确理解其丰富内涵。
经济是基础，没有经济发展所创造的丰裕的物质财富，共同富裕就只是一句空话。在马克思看来，物质财富的丰裕是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基础前提的，是必要而非唯一的条件；
是面向所有人的物质富裕，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和独享；
是人驾驭物质财富，而不是人屈服于物质财富，成为物的奴隶。马克思所关注的始终是全人类的解放和个人对其自身本质的占有，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物”遮蔽了“人”。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1]这种庞大的商品堆积和物质财富带来的不是共同富裕而是贫富分化，同时这种庞大的物质景观成为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反过来导致了主体的迷失，对个体而言，“人之存在不再由自己真实的需要构成，而是由景观所指向的展示性目标和异化性的需要堆积而成”[2]。
只有物质上的富裕，而没有精神上的富裕，也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在一定历史时期，面对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匮乏，人们仍然可以幸福地生活，这是因为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相信经过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改变现状的。但很显然，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真正的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3]，只有物质上的富裕而没有精神上的富裕，人也只能说是一具“行尸走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物”对“人”的遮蔽，使得“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本质无法得以彰显。在中国，也一度出现了这种情况，导致一些人精神沦丧、道德滑坡，这是我们需要时刻警惕的。相比于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更具有共享性，人们可以通过国家教育体系获得丰裕的精神财富，也可以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中以及各种媒体中获得大量的精神资源，但后者中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积极的精神资源有益于精神富裕，消极的精神资源则有害于精神富裕，这是我们需要加以正确引导的。
总之，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是彼此互补和促进的，在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人既不能堕入庸俗的“物的依赖”中，也不能落入理想主义的幻想之中，要把物质性富裕和精神性富裕有机结合起来。
共同富裕的真理性指向其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从理论视角来看，共同富裕理论是对资本主义财富观的超越，共同富裕指向“全体人民”而不是“少数人”和特权阶级，这是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肯定和坚守，这种代表全体人民利益诉求的理论在实践中更容易获得普遍拥护，这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道义上的保证；
从实践视角来看，中国的共同富裕理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逐步创立并完善起来的。中国反贫困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有力证明了共同富裕理论的可行性和真理性，其科学性和真理性又在实践发展中不断获得修正和完善，并通过共同富裕的实践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丰富鲜活的现实资源和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从价值性来看，共同富裕体现了鲜明的价值关怀。首先，从价值超越角度来看，区别于西方经典现代化道路中暴露出的“技术统治”和“物质奴役”，中国的社会主义最终是通向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则是要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与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不是当下西方现代性道路中所呈现出的人的发展困境，即人的手段化、碎片化、原子化、价值空心化以及单向度化等问题。在真正的“共同富裕”下生活的人，是作为目的的人、作为完整的人、作为精神充盈的人而存在的，这显然是对西方经典现代化道路的超越，在这种超越中展现出中国在共同富裕探索中的独特制度优势和文明优势，这种优势也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次，从价值目标来看，共同富裕体现了对公平、自由、正义的价值追求，从财富积累方式上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而非殖民掠夺和资本剥削的方式，中国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提供了普适性的价值追求。最后，从价值内涵来看，共同富裕体现了人民至上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关怀。一方面，“共同”意味着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和分享社会发展财富的是全体劳动者，这种受益对象的广泛性本身就是一种高贵又神圣的价值立场，这一点也恰恰契合于人民史观的原则——既然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那么经由人民群众所创造的财富理应归全体人民享有；
另一方面，“富裕”意味着对财富的极大涌流的积极追求，通过变革生产关系，通过逐步扬弃和废除私有制，通过对生产力的解放，进而生产和涌现出丰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种财富本身可以使得每个社会成员受益，并逐步实现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过渡，因而对“富裕”本身的追求也具有价值意义。
总之，共同富裕之所以值得追求，既在于它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也在于这种追求有其真理性支撑，这种支撑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作为理论保障。马克思主义既科学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是为全人类谋幸福的，体现出鲜明的真理性和价值性。在对共同富裕的追求中，马克思主义的引领既不断通过实践发展丰富着自身的理论体系，又使被压迫阶级获得解放并逐步过上幸福的生活，体现了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
从规律性来看，人类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生动体现。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共同富裕内在蕴含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同时也蕴含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进步与完善，在二者之间不断运动的过程中，人们对共同富裕的追求处于不断“逼近”之中。在原始社会时期，虽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但是此时生产力发展还处于落后水平，虽然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果实，但是这一时期在物质和精神层面还处于极度匮乏阶段，还远远谈不上富裕。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奴隶社会虽然比原始社会进步，在财富创造方面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是这一时期是以奴隶主阶级对奴隶阶级的压迫为统治基础的，因此，奴隶社会无法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获得了比奴隶社会更为先进的制度，但是此时依然是不平等的社会，封建特权以及农业经济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封建社会也存在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社会极大解放了生产力，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都获得史无前例的积累，但是这一积累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压榨基础之上的，最终只能是作为少数人的资本家的富裕，而不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因而，最终也必将被更为进步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可以说，历史上被剥削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反映了人民群众摆脱悲惨遭遇过上幸福生活的迫切愿望，但是这一愿望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是无法实现的；
虽然剥削阶级社会也都遵循了一定的生产发展规律并出现了大治的局面，但是这些遵循和大治具有明显的暂时性、过渡性和历史性特质，因而最终都无法达成共同富裕这一伟大目标，这一目标的切实实现必须通过社会革命建立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来完成。从历史实践来看，中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这一制度的确立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与其匹配的生产关系极大促进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
同时，中国所取得的脱贫成就举世瞩目，生动体现了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遵循。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得知，共同富裕的真正实现需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特别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历史也必然为人民群众所拥有的客观规律，只有彻底变革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并真正拥有自己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时，共同富裕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在客观规律面前，人类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客观制约性与历史主动性辩证统一的过程。历史上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工人起义，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不是一种打破特定社会规律的制约、追求共同富裕的历史主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人民当家作主，从贫穷落后走向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迫切愿望，人民群众也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和力量。但要顺利推进这项事业，不是仅靠热情就能实现的，还需要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一是要有坚强统一的正确领导，这就要求党从顶层设计上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总体方向和科学规划，从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方面科学组织好各方建设力量，从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群己之间做好利益的统筹协调。二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共同富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三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协同性。从积极性主动性来看，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民的精神样态、主动选择都影响着共同富裕的实现，通过制度、政策和方针激发出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对于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积极和促进意义。从创造性来看，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真正创造主体，是一切财富创造的源泉，实现共同富裕必然意味着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极大涌流，同时也意味着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积极发挥，意味着人民群众劳动创造性的积极展现，这种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也是具体的现实的人真正占据自身本质的过程。从协同性来看，共同富裕离不开各方利益的协调和联合行动，这就要求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协同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随着个体对自我本质的积极占有，个体潜能和创造性也得到极大开发，同时这种个体力量集聚成强大的群体力量，则会带来更加辉煌的社会财富创造和积累。
总之，共同富裕作为现实实践活动，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自觉践行，是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在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按规律办事，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切忌搞“一刀切”或超越现实条件的所谓“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的实现必须有坚强统一的正确领导，有不断创新发展的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的科学理论的指导，更有广大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没有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共同富裕是难以实现的。
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同地区、不同人不可能同步进行;同时，不同发展阶段也各有着具体的实际情况，搞“一刀切”是行不通的；
所以，只能在总体性目标之下采取差异化发展形式。
从时间维度来看，共同富裕的具体实现涉及到先富后富、政策先后、代际公平和发展阶段等问题，体现了总体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第一，从时间先后来看，有条件的先富起来，然后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在总体性上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符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最终带来的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虽产生富裕先后的差别，但国家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了贫穷者的基本生活，更通过脱贫攻坚战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问题。中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意味着我们已经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走出了坚实的一步。第二，从政策先后来看，同样也没有“一刀切”，而是从实际出发制定了共同富裕的路线图，即先农村、农业后城市、企业，先东部后逐步向中部和西部延伸等等，以农村和农业的大发展带动城市和企业的大发展，以东部、中部的大发展推动西部的大发展。这既有全国“一盘棋”的总体部署，又有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安排，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灵活把握和运用。中共中央、国务院2021年制定实施《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采取的也是基于各省份不同发展基础、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政策。第三，从代际传递来看，共同富裕要处理好代际之间的问题，例如涉及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处理好财富和资源的代际之间的共享问题，既要考虑当下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又要为子孙后代提供可持续的发展空间。第四，从发展过程看，共同富裕又呈现出总体布局下的阶段性差异。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总路线，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具体实践中，从两个文明到后来的“三位一体”“四位一体” “五位一体” ，从“三步走”战略到“新三步走”战略，再发展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阶段”划分，典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总体布局和战略规划的发展变迁，在这种变迁中体现出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可贵品质。每个发展阶段都面临不同的实际情况，由此形成不同的具体发展目标，但此目标始终是在总体框架里面的，是总目标的阶段性分目标。从目标制定到目标实现，再到目标调整至目标实现，……直至共同富裕总体目标的完成，共同富裕的推进展现为一个辩证运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一个又一个阶段不断深入发展和接续而成的，既是阶段性的，又是连续性的。
从空间维度来看，共同富裕体现了总体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从宏观维度来看，一方面，这里涉及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发展问题，而东中西地区分别又可以划分为多个区域，共同富裕的落实和推进既要考虑到整体性的发展进步，又要考虑到这个空间上的差异，由于自然条件、政策条件和发展基础的不同，共同富裕的推进也必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和差距需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种范围和指标需要制定出科学的指标体系。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又可以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切入，具体又涉及城市和农村的发展问题，展开来说既涉及城市内部发展问题，也涉及农村内部发展问题，如何缩小城乡差距、打破二元结构最终推进城镇化和乡村振兴，都需要从总体上进行顶层设计，同时又要根据具体情境因地制宜。从微观维度来看，每个个体天然存在空间的差异，诸如居住的自然环境、个体生活的家庭环境、受教育环境以及工作环境等等因素也存在差异，共同富裕也要从总体性上进行协调，同时又要考虑其原来的基础和空间条件，要把差距缩小到合理的范围之内，又要促进个体的总体性发展。因此，既要协调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个体之间的共同发展，又要考虑到各自的差异性，只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能更有效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从受益对象来看，共同富裕也体现了总体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既然是“共同”富裕，其受益对象必然包括全体中国人民，即“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4]。在具体实践中，个体又存在天然的差异，同时个体又附着于不同的行业、民族和群体之中，由此这种差异可能是行业之间的，也可能是主体之间的，还可能是民族之间的。由于每个受益对象的先天差异和差距，比如个人的自然环境、家庭条件、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并不相同，这就需要统筹兼顾，协调处理好彼此的关系，最大程度推进共同富裕的落实。另外，在共同富裕的推进中，既不能让一个人掉队又要警惕平均主义问题，“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平均主义思想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5]。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要时刻警惕陷入平均主义的误区，既要兼顾公平，又要兼顾好效率问题，使得二者之间保持恰当的张力，这样才有利于激发整个社会的创造性活力。
总之，共同富裕体现了总体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总体性是总趋势、总布局、总进程，“总体性”不是“同一性”和单一性。对于“差异性”要从多元性、多样性和丰富性视角来把握。共同富裕既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劫富济贫”；
既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同等富裕；
既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以贯之”；
而是总体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
共同富裕在当下的推进要通过各个民族和国家来实现。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都可以从本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出发，走出自己迈向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共同富裕不只是当今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同样应该是也必然是世界各民族群众的共同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超越一切民族和国家界限的、正常且正当的愿望。世界各民族和国家均应以此为奋斗目标，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民族和谐、社会和谐和人类和谐。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世界各民族和国家对于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也可以为全世界共同走向繁荣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每个民族和国家取得的成就都是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部分，都具有一定的世界性意义。中国当下所推进的共同富裕道路，为世界人民共同走向富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必然会对全世界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但世界人民共同走向富裕这一目标的实现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就当今世界来讲，两极分化极为严重，不仅多数国家内部社会成员之间存在贫富两极分化，而且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对此，西方各发达国家如果积极探索出消除两极分化的路子和可行性方案，不仅对西方世界实现民族和谐、社会和谐有着重要贡献，也可以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同样，经济上落后的民族和国家的共同富裕道路探索，不仅对于整个第三世界共同走向富裕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而且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实现整个世界共同繁荣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贡献。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能够做到的，而是要通过世界范围的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以，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本身就蕴含着世界性的维度和全球性的视野。
总之，共同富裕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每个民族和国家都应付出自己的努力。努力的结果不仅是本民族和国家受益，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受益。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倡导的共同富裕理想从来不是狭隘的“地方性知识”，而是具有世界性的理论视野；
所追求的也从来不是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的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是全人类的总体性解放和全人类的幸福。当然，路要一步一步地走，要通过由点到面的逐步推进。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于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其经验和教训、其智慧和方案等可以为其他民族和国家追求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对于共同富裕从点到面的逐步推进，也是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应有之义。
综上，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和把握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共同富裕的中国实践进行理论指导。此外，对于共同富裕的具体指标也需要进一步研究，特别是涉及到物质财富指标、精神财富指标以及贫富差距的合理指标都需要以科学、具体和可对照性参数加以研究，对共同富裕每个发展阶段的实现路径和破解之道也需要进行不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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